公投護台灣聯盟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九講─不合作方法的回顧

2011-11-19T07:44:00.000+08:00

講題 : 不合作方法的回顧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11 / 16 日(三) 暗時 6 點30分
地點 : 中山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九講─民眾開講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九講─民眾開講、評論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九講─不合作方法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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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把台灣贏回來-----公投盟3周年感恩暨114守護台灣行動誓師餐會」

2011-10-26T20:29:00.002+08:00

「10月23日（星期日）下午6時起假台北市一郎餐廳（民族東路336 號 5 樓，第二果菜市場公司樓上）
每張餐券NT2000元,至電:02-2392-7590或至公投護台灣聯盟立法院基地購買至此感謝
匯款帳號:0532-940-006394玉山銀行城中分行(代碼:808)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郵政劃撥:5017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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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成功的例子『100行動聯盟反閱兵廢惡法行動』

2011-10-13T08:43:00.000+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第32 次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七講

講題 : 非暴力抗爭成功的例子『100行動聯盟反閱兵廢惡法行動』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10 / 12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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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四講：談判

2011-09-23T19:04:00.000+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第29 講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四講：談判
主題：談判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9 / 21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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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談判

當政治條件允許的情況，非暴力抗爭陣營應該尋求，及被了解是在尋求,在
發動直接行動之前盡力取得解決協議。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抵抗陣營的道德立場。
談判可能有助於在許多人與團體之眼裡認為對手是錯誤的，並且帶給非暴力陣營
同情與支持。

談判就需要抵抗者事前認真的考慮，什麼最重要的目標是他們必須保持堅定
的及什麼是談判上可以有彈性或作出讓步的。一旦訴求做了決定，通常不應該將
它們改變。

應當記住，文字與道德訴求通常對談判結果的影響要比非暴力抵抗者的實力
要小得多。對手一定會考慮如果抵抗者在還未公開抗爭之前沒有達到--個滿意的
解決衝突方案，抵抗者會做什麼。為了在談判與公開抗爭兩者有最大的成效，潛
在的抵抗者必項把組織做好而且具有相對的優勢─組織越好，力量就越強。不過,
這不是政治吹牛或虛張聲勢的時候。

要在這個階段解決衝突是不可能的。在談判的過程當中，繼續準備非暴力的
抗爭是重要而且實際的。談判無法替代公開的抗爭。在這種情況下，有效談判的
一個先決條件是抗爭的決心與能力。甘地說，非暴力的大軍應該如此充分的準備，
而讓非暴力的戰爭變成不必要。應該向對手不僅要求做出承諾，而且耍求他們准
該提供一些預先的實績作為他們的承諾將會被兌現的保證。

不過，我們不應該指望奇蹟。嚴肅的議題不會簡單地透過談判與封話就可以
解決。時常必須在權力關係上有根本的轉變才能夠修正嚴重的不滿。有效之非暴
力抗爭的能力往往在談判中會讓說話更有份量。如果這些有力的話仍不足以誘使
對手接受改變的訴求，那麼實際的抗爭就有必要了。

抗爭的基本戰賂已經確定之後，如果與對手的談判沒有跡象顯示會產生令人
滿意的結果，就必須要完成對未來衝突之組織性的準備。

有時候要下最後通牒

在一些非暴力抗爭中，但不是所有的，下一個階段就足向對手發出最後通牒。
在最後通牒上述明最低的要求與抵抗的意圖。非暴力抗爭陣營可以提議，如果對
手在特定日期與時問之前同意這些要求(或其中主要的部分)，他們會取消反對
運動的計劃。如果不能對變革達成雙方的同意，它將意味著會發起--場非暴力的
抗爭。非暴力抗爭陣營必項有能龍力貫徹執行他們預定的行動。

發出最後通牒是要影響對手、告知社會大眾、增強不滿團體的士氣、並提升
其成員採取行動的意願。這樣的最後通牒在聖雄甘地領導或啟發的抗爭中是常兒
的，並且經常被用在工人的罷工抗爭。

最後通牒也可以用來表明，非暴力抗爭陣營已經為和平解決作了最後的努力。
這可以讓抗爭保有防衛的光環，即使該陣營正在準備發動強大的非暴力抗爭。
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並沒有最後通牒。非暴力抵抗者不要指望這樣的
最後通牒或聲明將導致對手的投降。這些對手可能會將這樣的溝通當作一種對他
們權威的不合理挑戰、及下屬階層高度不適當的行為。這些對手可能會因此變得
憤怒、斷絕任何進展中的談判、或宣布早知道就由下屬的官員進行溝通。對手可
能會冷靜地表示有收到最後通牒，卻完全忽略它。
如果是這樣，這就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非暴力抗爭13講」─組織非暴力抗爭運動

2011-09-16T15:39:00.003+08:00

講題 : 組織非暴力抗爭運動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2011年9 月 14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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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講

組織非暴力抗爭運動

有時候，會有一個現有的組織—或幾個組織—可能指揮這個非暴力抗爭。在其它時候，可能有必要創立一個新的組織。這個組織應該高效率、廉潔、能夠以自願的紀律運作、而且可以有效的內部溝通。它也應該事前有計劃在對手打斷或阻斷溝通管道時，要如何與自己的支持者溝通。

這個組織性的努力應集中於

‧ 社會大眾：宣傳事實與不滿，促進同情，傳播非暴力抗爭之本質與必要條件的紮實資料。

‧ 志願者：招募、培訓、及將參與者納入運動，促進承諾投入。

‧ 領導階層：準備領導人被捕時的更換方案，設定進一步選拔領導階層的程序，提供訊息給領導人。

‧ 整體的運動：鼓舞士氣與紀律，為參加者在嚴厲鎮壓而沒有領導者時可以行動做好準備，保持溝通管道暢通。

非暴力抗爭的開放性與保密性

保密、欺騙、與私下的陰謀對使用非暴力抗爭的運動會造成困難的問題。如果在一個政治獨裁政權之下運作，偶而就有必要保持機密。在其它的情況，秘密可能構成嚴重的危險。

在非暴力抗爭中通常會有一些論述是贊成保密的，以讓對手感到震驚，並且逮到他們毫無準備而無法對付抵抗行動。這個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首先，在抵抗運動的組織中會有一個長串而成功之間諜與線民的使用。同時，現代通訊技術讓保密很難維持。其次，例如，讓反對者事前知道示威計劃，可以讓這些對手有時間考慮如何來回應。這可能會降低被那些沒有接到如何行動特定指示之警察與軍隊大規模暴行及殺害的機會。其三，最重要的是，它不會令人感到奇怪，相對於使用暴力反抗，利用非暴力抗爭的抵抗運動有助於增加對手在處理這種類型之抵抗運動時的困難。

非暴力抗爭的有效性取決於這個技術真正的本質、選擇抵抗運動的戰略、與抵抗者的技能，以及他們的勇氣與紀律。

實施保密的另外一個危險就是使用它的理由。保密的使用常常是出於恐懼，因而助長恐懼—必須拋棄或控制恐懼，非暴力抗爭才能有效地運作。

下面的討論，假定抗爭是發生在一個允許主要之公民自由的政治體制內。如果情況並非如此，有必要認真注意，以確定哪些知識與活動應該要保密或被揭露。

非暴力抗爭的基礎是勇氣與紀律。開放性—也就是真實地與對手及社會大眾在意圖與規劃上面對—可能是無畏無懼與非暴力紀律之必要條件的一個附帶結果。開放性會導致從被逮捕、機密被曝光、抵抗運動組織的被分化、與受到監禁的恐懼中得到解放。一個群眾運動必須是公開的。大群的人民不可能參與一個機密的抵抗運動，因為保密的要求，只能有少數受到信任的人會知道計劃。另外，非暴力的紀律最好是攤在陽光下來實現、而不是躲在陰暗的蠟燭光底下。保密對一個更小型的運動有幫助，並且可能在抵抗運動內導致訴諸暴力、以便讓涉嫌向對手洩露機密的人住口。

保密性也會助長運動內部的妄想氣氛，這個妄想症會隨著時間而滋長。當內部的分歧在違反保密的指控表面化時，它往往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也許一個派系可能會指責另一個派系的領導人是間諜。一個有妄想症的運動不可能有效地運作成為一個抵抗運動。

在爭取自由的抗爭中，就必須像自由人的行事作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後來的首相，及早期是一個主張暴力叛亂的擁護者）以他在印度爭取獨立之抗爭的經驗基礎，在談到人們可以公開行動而毫無機密的心靈解放時，說：

總之，我們有一個自由的感覺及對自由的驕傲感。對壓迫與挫折之舊有的感覺已經完全消失了。不再有耳語，不再有迂迴的法律用語、以避免陷入被執政當局找麻煩。我們感覺什麼就說什麼，從屋頂上高喊出來。我們會關心什麼樣的後果？監獄嗎？我們期待著它，這將幫助我們的理念往前邁進。無數環繞及到處跟蹤我們的間諜與特工變成相當可憐的人，因為沒有什麼秘密會讓他們發現。我們所有可以打的牌都放在桌面上¹。

公開性對對手的效應

開放性將有助於（但不保證）對手對於非暴力抗爭陣營之動機、目的、意圖與計劃的了解。可以一再重複地與對手的直接接觸，以避免或修正印象的扭曲，這個扭曲會嚴重影響整個衝突的過程。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提前將示威遊行通知對方官員，可能不但有助於減少警察與軍隊的暴行，而且可以解釋為「乾淨的戰鬥」與騎士精神。

揭露通常保密的材料可以讓對手以相反的方式來解釋：對手可能會認為還有更重要的東西是秘密的，他們也有可能對抵抗陣營的誠意更加敬重。對手可能會將抵抗者計畫的承認當作軟弱與無能，或者與此相反，把它當作一個非常強大而沒有秘密就能夠成功之運動的一個信號。

2011_公投盟中秋團結晚會

2011-09-11T09:25:00.001+08:00

祝願中秋圓滿快樂！

時間:2011/9/9(五)下午6:30

地點:公投護台灣聯盟建國基地（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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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第13講：獨立建國必備認知

2011-09-02T15:50:00.000+08:00

議題 : 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必備的認知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8 / 31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公投盟大隊動員通知 : 舊金山和約六十周年「顧主權　愛和平」大遊行

事由：舊金山和約六十周年「顧主權　愛和平」大遊行
時間：2011年9月4日(日)下午 2 : 00
集合點 : 寶慶街與中華路一段 ( 捷運西門站 3 號出口 )

主辦單位 : 大隊 2 : 28 分至萬華火車站出發,公投盟大隊2 : 00先在中華路一段與寶慶街集合,分配自製標
語與特殊旗幟 , 整隊排列 ( 請盡量穿綠色衣服 ) , 等待大隊經過再與大隊會師,一同前進到凱道.
歡迎一起加入公投盟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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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追求獨立建國必備的認知
蔡丁貴(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集人)

一、「中華民國」是中國流亡在台北的政府（Chinese government exiled in Taipei），簡稱Chinese Taipei，自欺譯為「中華台北」。
1、 1895年中國清朝政府與日本國政府發生戰爭，中國戰敗後與日本國簽訂「馬關條約」，永久割讓台灣、澎湖等島嶼給日本，台灣主權從此與中國毫無瓜葛。
2、 1945年10月25日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命令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指派代表於台北代表盟軍接受戰敗國日本軍隊的投降。
3、 1949年中國內戰蔣介石中國國民黨軍隊被中國共產黨軍隊擊敗，以軍隊強佔台灣，實施軍事戒嚴及白色恐怖統治。
4、 1951年9月8日，二次大戰交戰國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載明日本放棄台灣、澎湖及諸列島的所有權利，但未提到台灣主權交付給任何其他國家。中國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民國」政府及1949年流亡到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均非簽約國的代表之一。
5、 1971年聯合國第2758決議文決議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席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逐出蔣介石代表團，並未處理台灣的地位問題。

二、台灣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1、美國國務院官員公開指稱：「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台灣也不享有一個獨立國家的主權」。
2、台灣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都被流亡政府佔據，實施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與白色恐怖統治，台灣人至今沒有機會進行「住民自決」的公民投票而確認台灣的主權地位。
3、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於2007年以台灣名義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加入聯合國，聯合國秘書長以「台灣是中國之一部分」為由加以退件，但遭美、日等國公開駁斥聯合國秘書長的見解。

三、台灣社會面對的問題
1、台灣是台灣人的家園（Country），擁有行使主權的權利，但還未經過「住民自決」投票程序，確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Sovereign State）。
2、台灣現行的政府是中國流亡在台灣的政府，在國際上無法代表台灣人民參與國際組織，既無法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亦不能代表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參與國際事務只能暫時以「Chinese Taipei」稱之。
3、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聯手制台，透過威脅利誘收買，遂行併吞台灣的企圖，企圖以虛假的「中華民族主義」愚弄民智。
4、流亡政府的司法是壓迫人民打擊異己袒護權貴的工具。
5、台灣人昧於歷史事實的無知，少數集團貪圖短期經濟利益，大眾普遍缺乏現代民主國家之公民社會基本素養。

四、台灣人面對的挑戰
1、建立超越血緣、族群、文化等籓籬之「台灣民族意識」。
2、以非暴力抗爭方式推翻「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之政治壟斷、經濟剝削、文化殖民的壓迫體制。
3、建立承擔民主政治之共同命運、追求國民經濟之共同利益、經營多元文明之文化價值的現代化國家。

五、台灣社會轉型與提升必要的認知
1、不承認流亡政府統治合法性並不是就要放棄選舉的權利。根據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有繳稅就有權利推選自己的代表，公開提出自己的主張。
2、「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不是國家名稱）無法在國際上代表台灣人民，是體制合法性與程序正當性的問題。只有經過國際社會監督之台灣「住民自決」公民投票方式才能確認台灣的主權地位，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3、選舉也是一種非暴力抗爭的方式，將支持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體制的候選人加以淘汰，解除其執政權力，是最安全的非暴力抗爭方法。
4、傳播正確的民主理念就是最基本的非暴力抗爭公民教育運動的具體行動。以非暴力抗爭方式推翻壓迫獨裁體制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5、非暴力抗爭的最後勝利取決於人民對建立民主國家之目標的堅持、非暴力抗爭的戰略規劃與準備、勇敢的行動與非暴力抗爭紀律的遵守。
6、先有獨立自主的公民才會有獨立自主的國家，有了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才會有權利參加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台灣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7、企圖忽略「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的歷史事實，或刻意隱瞞「台灣還不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國際現實，短期操作借殼上市而妄想就地合法，是浪費時間而自欺欺人的作法。
8、「住民自決」的公民投票（Plebiscite）是高於憲法層次之人民直接權利的行使，才是「正名制憲」的人民權利行使依據，不是鳥籠式的「公民投票法」（Referendum）可以限制。
9、人民的參政權利必須完整歸還人民，補正鳥籠公民投票法，以落實直接民權；改革立委選舉制度，健全間接民權機構；廢除集會遊行惡法，保障人民言論集會自由。
10、「一邊一國」的目標是指未來的台灣國與中國，不是現在流亡政府的「中華民國」與中國。
11、對流亡政府不公不義的體制不必等待選舉才加以淘汰，集結人民的力量，推動「不合作」與「不服從」運動，抵制及反抗壓迫者，逐步改變不公不義的政策與共犯結構。
12、流亡政府殖民體制與少數獨裁權貴才是人民的公敵，討生活工作的軍公教及司法人員大多數都不是。
13、人民力量的非暴力抗爭就是最有效與犧牲成本最低的社會革命原動力。

我是台灣人，名叫台灣國

台灣人追求「出頭天、做主人」的願景，
老是在缺乏遠見、貪圖小利與不敢擔當中付諸流水。
不論經過多少次選舉，不論誰擔任總統，
只要殖民體制未改，它就是如假包換的流亡政府。
在國際社會上，它永遠缺乏代表台灣人民的合法性。

台灣絕對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人必須為自己的前途做決定，
不要空等美日等國為我們撐腰做主。
我們自己必須先公開宣示，
台灣人要建立一個主權獨立自主的國家，
自然就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流亡政府體制下的「正名制憲」，只是浪費時間自欺欺人而已。

現在，歷史的轉捩點已經給台灣人獨立自主的機會與出路，
我們必須跳脫迷惑，建立非暴力抗爭的信心，勇於承擔，勇敢行動，
為我們自己及未來的世代，親手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國。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十二講 : 非暴力抗爭的準備

2011-08-25T20:56:00.000+08:00

議題 : 非暴力抗爭的準備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8 / 24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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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盟大隊動員通知 : 舊金山和約六十周年「顧主權　愛和平」大遊行
事由：舊金山和約六十周年「顧主權　愛和平」大遊行

時間：2011年9月4日(日)下午 2 : 00

集合點 : 寶慶街與中華路一段 ( 捷運西門站 3 號出口 )

主辦單位 : 大隊 2 : 28 分至萬華火車站出發,公投盟大隊2 : 00先在中華路一段與寶慶街集合,分配自製標

台灣勇士趙德喜先生告別式

2011-08-20T23:29:00.000+08:00

台灣勇士阿喜仔(趙德喜)告別式於國曆8/20日(農曆7/21日)星期六假台北市辛亥路3段330號市立第二殯儀館[追思廳]下午二時設奠家祭,二時三十分舉行公祭。

公投盟將把視為最高榮譽的台灣國旗,幫台灣勇士趙德喜(阿喜仔)覆蓋上並由蔡丁貴教授唸弔念文!

挺扁聯盟將致上"台灣勇士"輓聯並由創建人之一的林阿初(金虎將)率執行長吳希磊及挺盟成員,以無比沉痛心情...為這位正直不阿的挺扁好同志捻香,送阿喜哥最後一程!

蔡丁貴教授寫給台灣英雄趙德喜先生(阿喜仔)的弔念文

蔡丁貴教授-台灣堅持的力量寫於 2011年8月20日
弔念文
阿喜兄：沒人像您，總是充滿著笑容！沒人像您，總是在寂寞的暗暝，汲著一嘴米酒頭，澆熄內心的無奈。八月初九日您脫離世間，離開大家同志的身邊，我們心中有千千萬萬的不甘，但是您已經完全超脫病痛，解脫這世間的痛苦。雖然生為台灣郎，死的時陣，不法度看到您手中的台灣旗在聯合國的廣場高高升起，阮知影，您未免會擱牽掛，未免會擱不願，嗚呼哀哉，連為台灣來犧牲生命也無法度自己來選擇。
早年您參加獨立運動，追求台灣郎的當家作主，就算自己一生生活在艱難中，您的堅持、您的意志力，總是樂觀微笑來面對，您不願意伸手，您是台灣郎有骨氣的典範！在人生最後十幾年，您隨著選舉活動販賣選舉商品，自己照顧自己。面對生活與台灣未建國的無奈，面對陳水扁總統被流亡政府的司法迫害，您感同身受，內心煎熬、流下目屎。每一次陳水扁總統案件開庭審理時，您都恬恬地與幾個志工推著推車載著椅子甲喇叭，從公投盟基地走到台北法院，驚紅衫軍到法庭鬧事，侮辱陳水扁總統，您總是先排隊為要旁聽的人佔椅位，甚至悲憤到要用身體衝撞，要代替陳總統入監受刑。
雖然真濟同志是在您生命最後的三年才熟悉，您日日夜夜守在立法院公投盟基地，不論風颱大雨，不論炎日酷寒，您都沒有缺席，幫忙做雜事、指揮交通，您沒有一點怨嘆、面對不了解也總是用笑容回應！每一次要遊行抗爭的時陣，您總是最先準備好台灣旗、各社團的旗子與麥克風，帶領隊伍勇敢前進！如今您的身軀已經離去，阮大家遊行隊伍頭前的台灣國國旗有您的保庇，您台灣勇士的精神甲阮大家隊伍繼續作伙，您是台灣獨立建國的英雄與烈士，您奉獻您生命所有的一切，用堅信與愛心奉獻給台灣，您的離開，阮大家都真不甘，但是您要安心休息，台灣的未來是阮大家的責任，阮會願意承擔，繼續行下去。嗚呼哀哉，請您在天安息。
請您在天上要保守您厝內的家人，請您在天上要保守我們大家在立法院台灣獨立建國基地繼續打拼，能夠早一日推翻流亡政府、早一日建立台灣國，請您在天上要保守陳水扁總統一家脫離流亡政府的司法人權迫害，追思您一生對台灣社會的犧牲與付出，在這裡我們要向您表達最大的敬意。嗚呼哀哉，尚饗！

「非暴力抗爭」第11講：如何擺脫恐懼

2011-08-19T08:39:00.002+08:00

議題 : 如何擺脫恐懼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影片:長青論壇8/5: 審判穆巴拉克驚嚇胡錦濤
時間 : 8 / 17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長青論壇8/5之影片: 審判穆巴拉克驚嚇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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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長青論壇8/5之影片: 審判穆巴拉克驚嚇胡錦濤」

2011-08-12T08:54:00.002+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第24 講
主題 : 「研討長青論壇8/5之影片: 審判穆巴拉克驚嚇胡錦濤」
影片播放 : 長青論壇 : 審判穆巴拉克驚嚇胡錦濤
時間 :2011年 8月 10日 (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 影片播映後會研討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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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論壇8/5之影片: 審判穆巴拉克驚嚇胡錦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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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爽出來走2009年5月15日趙德喜遺容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非暴力抗爭」第九講

2011-07-28T11:23:00.000+08:00

議題 :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之三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2011/7 / 27 日(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台北市中山南路、濟南路口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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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護台灣聯盟立法院-千日守夜

2011-07-28T11:15:00.000+08:00

地點：立法院大門口（中山南路一段）
時間2011/7/20下午18：30～2011/7/21上午6:40

公投護台灣聯盟自2008/10/28在立法院前靜坐，至2011/7/20就滿一千個日子，蔡丁貴教授在立法院前追求「補正公民投票法，修改立法委員選制」的訴求，經歷過一千個日子的風雨寒暑，沒有放棄對台灣要追求主權獨立的信念。
內容：
公投護台灣聯盟自2008/10/28在立法院前靜坐，至2011/7/20就滿一千個日子，當年蔡丁貴教授（時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在立法院前追求「補正公民投票法，修改立法委員選制」的訴求，經歷過一千個日子的風雨寒暑，沒有放棄對台灣要追求主權獨立的信念。
這一千日的過程中發現台灣社會有許多不公平不公義的公共事務，公投護台灣聯盟這群志工總是衝到第一線，在社會議題與街頭抗爭的體會下，將「阿扁總統無罪，廢止集會遊行法」作為增加的目標與訴求，回頭看看已經是台灣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的代表性台灣獨立組織，一千個日子確實不簡單，在公投護台灣聯盟的志工互相學習，有許多喜怒哀樂，有人離去有人進入，這一天希望大家能夠在999天時回到公投盟立法院前守夜到一千天。
活動流程：2011/7/19
下午 18：00～18：30志工集合。
     18：30～18：40為台灣禱告（記者會）牧師禱告開場。
     18：40～18：50蔡丁貴教授致詞並邀請來賓掀開精神標示物。
              18：50～19：30台灣獻心活動（民眾獻上蠟燭），志工分享內心
感受，分享建國蛋糕。
     19：30～21：00名人開講，邀請總統候選人，立法委員及各社團
先進。
     21：00～21：50蔡丁貴教授與民眾對談（回顧一千日來點點滴滴）。
     21：50（熄燈原地靜坐）
2011/7/20
早上 06：30~6:40公投盟升台灣國國旗結束

公投護台灣聯盟立法院-千日守夜-

來賓依時間回覆排序：台灣客社社長：張葉森台灣北社社長：陳昭姿長老教會助理幹事：林芳仲台灣醫社社長：郭正典玉蘭花婦女協會理事長：李麗凰台灣名音樂家：包子丸立法委員：黃仁杼台灣國辦公室：王獻極主任委員：黃慶林台北市議員：江志銘台北市議員：童仲彥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新北市議員：陳啟能前扁辦主任：陳嘉爵立法委員蔡同榮（八點）搶救台灣行動聯盟總策劃：王美琇立法委員：涂醒哲獨立總統參選人：黃越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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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八講：行動的方法之二

2011-07-14T10:44:00.000+08:00

「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八講議題 :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之二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7 / 13 日，暗時 7 點
地點 : 中山南路、濟南路口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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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非暴力行動方法之二

中止合作與協助的行動

不合作的方法

絕大多數這些非暴力抗爭的方法都涉及與對手不合作。「不合作」是指在衝突中的抵抗者如果不是故意以某種形式或在某種程度向對手撤銷既有的合作，就是抵抗者拒絕啟動某些形式之新的合作。不合作涉及故意中斷、保留、或藐視某些現有的關係—社會、經濟或政治的。這個行動可能是自發的或是經過計劃的，而且它可能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

各種形式之不合作的衝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多少人參加使用這個方法、及對手對這些發動拒絕合作之個人與團體的依賴程度而定。不合作可以分為社會性、經濟性與政治性的不合作。

（一）、暫停社會關係的行動

社會性不合作的方法

社會性的不合作是拒絕進行正常的社會關係，不論是特殊的或是一般的狀況，都是個人或團體認為受到某些錯誤或不公不義的侵犯，或拒絕遵守某些行為模式或做法。以下以3個子項目列舉15種社會性不合作的方法：

對個人的排斥

55.社會性抵制

56.選擇性的社會抵制

57.里希斯脫拉塔式（Lysistratic）的不行動（性抵制）

58.開除教籍逐出教會（宗教抵制）

59.禁制停權（停止宗教服務）

社會活動、習俗與機構的不合作

60.暫停社會與體育活動

61.抵制社會事務

62.學生罷課

63.社會性的不服從（社會習俗或規範）

64.退出社會機構

退出社會體系

65.待在家裡

66.個人的全方位不合作

67.工人出走（逃離到其它地方）

68.避難所（撤退到一個地方，沒有違反宗教、道德、社會或法律的禁止就不能碰你。）

69.集體失蹤（在一個小範圍內的居民放棄他們的家園與村莊）

70.抗議性的移民（希加拉爾（hijrar）：故意性的永久移民）

（二）、暫停經濟關係的行動

經濟不合作的方法

這些方法包括暫時停止或拒絕啟動特定類型的經濟關係。這個不合作的方式有許多不同的形式，可以分為經濟抵制與勞工罷工兩個子項目。

(1)經濟抵制

經濟抵制是拒絕購買、販售、處理、與分配特定的貨品與服務，而且時常包括其它可以撤銷合作的努力。在以下列舉的25種方法可以分為6個經濟性抵制的子項目。

消費者的行動

71.消費者抵制某些貨品或商號

72.不消費被抵制的商品（那些已經是自己擁有的）

73.節儉政策（降低到絕對最低消費）

74.拒交租金（租金罷工）

75.拒絕租讓房屋

76.全國性消費者抵制（拒絕購買產品或從另一個國家取得服務）

77.國際性消費者抵制（在幾個國家中一起針對某一特定國家的產品而運作）

工人與生產者的行動

78.工人抵制（拒絕使用對手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工具）

79.生產者抵制（生產者拒絕出售或者出貨他們的產品）

中介人的行動

80.供貨商與中間商的抵制（工人或中介者拒絕處理或提供某些貨物）

業主與管理階層的行動

81.貿易商的抵制（零售商拒絕購買或出售某種商品）

82.拒絕出租或出售財產

83.關門停業（雇主發起的暫時停工關閉操作）

84.拒絕工業援助

85.商人的集體罷市

擁有財金資源者的行動

86.擠兌銀行存款

87.拒絕支付各種費用與規費

88.拒絕支付欠款或利息

89.斷絕資金與信用貸款

90.拒受收益（拒絕向政府自願性繳交經費）

91.拒絕政府的錢（要求以其它替代方式支付）

政府的行動

92.國內禁運

93.貿易商黑名單

94.國際性賣主的禁運

95.國際性買主的禁運

96.國際性貿易禁運

(2)工人罷工

罷工的方法涉及經由工作管道拒絕繼續經濟性的合作。罷工是集體的、故意的、及一般都是臨時停止勞動以施加對其他人的壓力。雖然發生罷工的單位通常是工業性的單位，它也可能是政治、社會、農業、文化的單位，這要看不滿的性質而定。這裡列舉23種類型的罷工，分為7個子項目。

象徵性的罷工

97.抗議性罷工（預先公佈短期性的）

98.閃電式的罷工（快閃式的：短期的，自發的抗議罷工）

農業罷工

99.農民罷工

100.農場工人罷工

特殊團體的罷工

101.拒絕強制性勞役

102.監獄犯人罷工

103.手工藝業者罷工

104.專業人員罷工

一般性的工業罷工

105.有名企業罷工（相同管理部門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工廠）

106.行業罷工（暫時終止一個行業之所有機構單位的工作）

107.同情罷工（團結性的罷工，以聲援支持工人同業的訴求）

限制性的罷工

108.企業內部份行業工人罷工（一個工人接一個工人、或一個區域接一個區域、零碎停工）

109.突發罷工（只在一個行業之一個企業在一個時間的工會罷工）

110.消極怠工

111.「照章辦事」磨洋工（按照字面規定進行，以減緩生產）

112.請病假（報告「生病」）

113.以辭職罷工（有相當數量的工人個別辭職）

114.小型的罷工（工人拒絕執行某些週邊的工作或拒絕在某些天工作）

115. 選擇性的罷工（工人拒絕做某些類型的工作）

多行業的罷工

116.多行業普遍性的罷工（幾個行業同時罷工）

117.總罷工（所有產業同時罷工）

罷工與經濟性抵制的結合

118.罷工、罷市（自願性地暫時停止經濟生活）

119.停止經濟活動（工人罷工與雇主同時停止經濟活動）

C.暫停政治屈服與協助的行動

政治性不合作的方法

這個類別的方法包含保留或撤銷政治事務的合作。它的目的可能是實現一個特定而小型的目標、或改變一個政府的性質或其組成、甚至製造政府的瓦解。這份清單包括37種方法，分為6個子項目。

否定權威性

120.保留或撤銷效忠

121.拒絕公開的支持（對於現有的制度與政策）

122.主張抵抗的文字與言論

公民與政府的不合作

123.立法機構成員的抵制

124.抵制選舉

125.抵制政府工作與職務

126.抵制政府部會、局處及其它機關

127.退出政府教育機構

128.抵制政府支持的機構

129.拒絕幫助執法人員

130.拆除屬於自己的名牌與標識

131.拒絕接見被任命的官員

132.拒絕解散現有的機構

公民不服從的替代方法

133.消極的與緩慢的服從

134.在沒有直接監督的情況下拒絕服從

135.公眾的不服從（不公開、謹慎）

136.隱蔽的不服從（看起來像遵守）

137.拒絕散會

138.坐下

139.拒絕被徵兵與被驅逐出境

140.藏身、逃亡與使用假身份

141.公民不服從「不正當」的法律

政府員工的行動

142. 選擇性拒絕接受政府人員的幫助（如拒絕執行特定的指令、將拒絕通知上司）

143.阻斷政府命令與資訊的通道

144.阻塞與攔阻

145.一般行政管理的不合作

146.司法部門的不合作（法官）

147.執法人員故意怠工與選擇性的不合作

148.兵變

國內政府的行動

149.準合法的迴避與拖延

150.某些下屬政府單位的不合作

國際性政府的行動

151.更換外交及其他代表

152.延遲與取消外交活動

153.保留外交承認

154.斷絕外交關係

155.退出國際組織

156.拒絕成為國際機構的成員

157.自國際組織開除

（內容出處：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手稿。）

蔡丁貴：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之一傳達訊息

2011-07-08T12:07:00.000+08:00

時間 : 2011/7/6 (三) 暗時7點
地點 : 中山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議題：第七講─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
主講：蔡丁貴教授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之一
第七講
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

傳達訊息的行動
    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包括許多方法，這些方法大體上都是和平反對與或企圖
說服之象徵性的行動。這些方法超越用口頭表達意見的方式，但還不到不合作或
非暴力介入干預的程度。使用這些方法可以表明，抵抗者是反對或贊成什麼、反
對或支持的程度，有時候，有多少人參與。
   這些方法對他人態度的影響會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有可能的，如果一個特定
的方法在一個地方是常見的，其影響力在一個單一的事件中可能不如一個在該地
點迄今還是罕見或未知的方法。使用之方法所處的政治條件，也可能影響到它的
衝擊程度。獨裁的情勢讓非暴力的抗議行動並不常見，而且更危險。因此，如果
確實發生，這個行動為可能會更猛烈，而且可能會比普通的行動或不會受到處罰
的行動得到更多的關注。
    這個訊息可能是為了影響對手、社會大眾、不滿的團體’、或這三種的組合。
試圖影響對手的作為通常聚焦在說服他們以修正或停止某些行動、或做出不滿團
體所期待的事。也可以選擇這些非暴力抗議與說服的方法以促進同時或以後應用
其它的方法，尤其是不合作的方式。有五十四種非暴力抗議與說服的方法分成
10個子項目包括在以下的列表。

正式的聲明
l.公開演講
2.表示反對或支持的信函
3.組織與機構的宣言
4.有簽名的公開聲明
5.控訴與意向的宣言
6.團體或群眾集體請願
7.口號、漫畫與象徵符號(包括文字、油漆、塗寫、指引物、手勢、口語、
   或模仿)

影片清單

向更多的公眾傳達訊息
B.橫幅、標語與張貼的宣傳
9.傳單、小冊子與書籍
l0.報紙與期刊雜誌
ll.錄音、廣播、電視與視訊
I2.天空寫字與地面寫字

團體表達意願
13.派代表團
14.嘲笑式的頒獎
15.集體游說
16.抗議糾察線
17.嘲笑式的選舉
徵性的公開行動
18.展示旗幟與象徵性的綵帶
lg.配戴符號標記(宣傳胸章，臂章)
20.祈禱與禮拜
21.遞送象徵式的物品
22.脫光衣物抗議
23.破壞自有財產(房屋、文件、證書等)
24.象徵意義的燈光(火炬、燈籠、蠟燭)
25.懸掛相片
26.為抗議而繪畫
27.新的標誌與名稱及/或象徵性的名稱
28.象徵性的聲音(「象徵性歌曲」配合口哨聲、鐘聲、警報聲等)
29.象徵性的重新佔有(佔有土地或建築物)
30.粗魯的姿態

對個人施壓
   31.「糾纏」官員(可能使用不斷跟監、或提醒他們，或者可能保持沉默
      與尊重)
   32.奚落、嘲笑官員(嘲笑或侮辱他們)
   33.交友結盟(與人們進行密集的交往直接影響說服他們，他們所服務的
      政權是不公不義的)
   34.燭光守夜
戲劇與音樂
   35.幽默小品與諷刺劇
36.戲劇與音樂表演
37.歌唱
各種遊行
38排隊行進
39.列隊遊行
40.宗教遊行
41.進香朝拜
42.汽車或摩托車隊

尊崇死者
43.政治性悼念
44.嘲笑式的葬禮
45.示威性的葬禮
46.在墓地致敬公開集會
公開集會
47.表示抗議或支持的集會
48.抗議性集會
49.抗議的偽裝性集會
5O.邀請有知識的演講者大型上課抗議
撤退與唾棄
51.退場
52.靜默
53.放棄榮譽
54.轉身蔑視

   所有這些都是象徵性的行動。不合作與非暴力之介入干預的方法可以發揮更
大的力量。
(內容出處: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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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講座─如何反抗壓迫

2011-07-01T16:56:00.000+08:00

時間 : 2011/6/29 (三) 暗時7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議題：如何反抗壓迫
主講：蔡丁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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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如何反抗壓迫

鎮壓與改變的機制
    由於這些非暴力行動的方法，特別是那些不合作的方法，往往直接擾亂或破
壞所必須之權力來源的供應及「正常」的運作，對手很可能會做出強烈的反應，
通常是用鎮壓的方式。這個鎮壓可以包括毆打、逮捕、監禁、處決、與大規模的
屠殺。儘管在鎮壓之下，抵抗者曾經堅持過，只用他們所選擇的非暴力武器進行
戰鬥。
   過去的抗爭，只有很少數有做過精心的策劃與準備，並且往往缺乏戰略的規
劃。抵抗運動的聚焦時常都很差，而抵抗者往往不知道他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
因此，這並不奇怪，在面臨嚴重的鎮壓之下，非暴力抗爭只是偶而產生一些有限
的正面成果，甚至還最後導致明確的失敗與災難。然而，令人驚訝的，許多即興
式的非暴力抗爭卻羸得勝利。現在有理由相信，這個技術的有效性在改善對這個
技術之必要了解、及發展戰略規劃之後，可以大大增加。
    當非暴力抗爭成功地實現它們所宣稱之目標的時候，其結果就是由四個機
制一說服轉換、配合調解、非暴力之強制脅迫、或分支瓦解一的其中之一的運作
所產出來的，或者是其中兩個或三個的組合。
    很少見的，對手會改變他們的觀點，也就是發生了說服轉換。在這種情況下，
儘管受苦、條件苛刻、受到施加暴行，非暴力之人民持續非暴力的堅持與意志力，
造成對手決定接受非暴力團體的訴求是正確的。雖然宗教之和平主義者經常強調
這一點的可能性，但是它不會經常發生。
    另一個更普遍常見的機制稱為配合調解。這基本上就是雙方對議題的妥協而
接受與放棄他們各自原來的部分目標。這個機制之得以運作，只有在議題是雙方
可以妥協而不會認為他們違反他們自己的基本信仰或政治脰則的時候。配合調解
幾乎出現在所有的勞工罷工的協議結果。最後商定的工作條件與工資通常介於雙
方原先既定的目標之間。必須謹記，這些協議的結果是高度受到各自一方有多少
權力可以運用而發動衝突。
   在其它衝突中，抵抗者的數目變得如此之大，而且他們可以影響或控制部分
的社會與政治秩序是如此重要，以致於不合作與反抗威權的方式就控制了衝突的
情勢。對手仍然還在他們以前的權位，但是如果抵抗者沒有重新合作與屈服，他
們無法再控制這個體制。即使鎮壓也不是有效的，有可能是因為不合作的規模太
大，或者因為對手的軍隊與警察不再可靠地服從命令。這個改變是對抗對手的意
志，因為他們所必須要之權力來源的供應受到嚴重的削弱或切斷。對手不再可以
施展與非暴力抗爭圃體相反之意願的權力。這就是非暴力的強制脅迫。
施展與非暴力抗爭圃體相反之意願的權力。這就是非暴力的強制脅迫。
   例如，這就是發生在俄羅斯的1905年革命。10月大罷工的結果，沙皇尼古
拉二世於1905年10月17日頒布憲法宣言，它授權一個杜馬(Duma)或立法機
構，從而放棄了他是唯一獨哉者的聲明。
   在更極端的情況下，不合作與反抗威權是如此廣泛與強大，以致於前朝政權
一下子就分崩離析了。甚至留下來的人沒有具有足夠的權力可以投降。
1917年2月在俄羅斯，罷工者的數量已經龐大，所有社會各階層已經轉而反對
沙皇體制，巨大而和平的街頭示威破壞了士兵的忠誠，而且增援的部隊溶入了抗
議的人群之中。最後，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對這個現實，悄悄地退位，而沙皇政府
就「被解散與被掃地出門」。這就是分支瓦解。
    2000年10月在塞爾維亞由歐特波(Optor)發起的反抗與不合作運動滿足
了幾乎所有分支解體運動的特點，其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外。米羅塞維奇顯然已經
失去了他權力的能力，並且面對非暴力的強制脅迫。不過，他保留了足夠的權力
上電視去投降。他突然發現，與早期的聲明相反，他的選舉對手科斯圖尼卡
(K0stunica)實際上已經嬴得了選舉，而不是米羅塞維奇。他只有剩下足夠的權
利可以取得在電視上投降的時間。這幾乎就是分支瓦解。不過，這種機制仍然足
一個難得之非暴力抗爭的結束方式。
非暴力抗爭的其它要素
    雖然不合作的方式是非暴力抗爭破壞遵守及削弱與切斷對手權力來源的主
要力量，另外還有一個過程有時候會運作。這就是「政治柔道術」。在這個過程
中，以殘酷的鎮壓對付有紀律之非暴力抵抗者並不會強化對手的力量與削弱抵抗
者，反而是適得其反。
    廣泛地群起反抗對手之殘暴行為的運作，在某些情況下會將權力轉移到抵抗
者這邊。更多的人會加入抵抗運動。第三者可能會改變他們的意見與活動，而有
利於抵抗者以及採取行動對付對手。甚至一貫支持對手的成員、行政人員、以及
軍隊與警察可能變得不可靠，甚至可能兵變。在對手有可能利用之所謂強制脅迫
的暴力已經轉向來削弱自己權力的能力。不過，政治柔道術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
都可以運作，因此相反地，它必須要重大地依賴大規模而仔細聚焦之不合作行動
的影響。
戰略的重要性
    有效的非暴力抗爭並不是單純地應用這個技術的方法。以非暴力手段進行的
抗爭，如果參加者先了解什麼因素會造成更大的成功或可能的失敗，然後才採取
相對應的行動，一般會更有效。
    另外一個非暴力抗爭的重要變數是，它們是否在個別運動之明智準備的總體
大戰略與策略的基礎上來進行。有或者沒有戰略性的算計與規劃、如果是有的時
候，他們的智慧，將對抗爭的過程與決定最後的結果產生重大影響。由歷史上非
暴力抗爭之實踐的這個觀點上，我們可以展望在今後的實踐中會有一個非常重要
的因素，而且以戰略規劃為基礎將會增加應用上的有效度。
    具有能力之戰略性規劃不但要求對衝突情勢有所理解，而且還要深入了解為
什麼這個技術可以發揮強大的力量、非暴力抗爭的主要特點、這些諸多可以應用
的方法、以及在應用這個技術對抗壓迫政權的時候，它在實際抗爭中的動力學與
機制。
本章的主題與重點都會在本書其餘各章中做更廣泛與更深入的說明。
我們將在下一章研究包含這個技術之諸多個別的方法。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非暴力抗爭的武器
    非暴力行動的技術包括許多具體的「方法」，或者行動的形式。這些方法就
是非暴力抗爭的武器。它們被用來進行心理、社會、經濟或政治壓力、或這些方
法之組合的衝突。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在第一與第三章中做了介紹，而且舉了一些例子。這些方
法包括示威遊行、懸掛被禁止的旗幟、大規模集會、守夜、社會抵制、經濟抵制、
工人罷工、公民不服從、抵制造假的選舉、公務員的罷工、靜坐、絕食、佔領辦
公室、及建立一個平行政府。這種方法可以用來做象徵性的抗議、終結合作、或
擾亂既有體制的運作。
    這些以及類似的方法共同構成了非暴力行動的整體技術。熟悉他們的多樣性
與特點對非暴力抗爭之整體及其行動上之一些變化的認識，是至關重要的。
認識非暴力行動的方法
    非暴力行動的許多具體方法，或武器，可以分為三個群組:
      l.抗議與遊說
      2.不合作
      3.非暴力介入干預
   以下所列舉出的198方法只是為了要向正在使用或考慮使用非暴力抗爭之
團體顯示可供選擇方案的範圍。這個清單離完整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每一種方法
的完整定義與歷史上使用過的例子可以在「非暴力行動的政治」找到。毫無疑
問地應該還有許多額外的方法存在著，而且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方法被發明或從其
他的團體學到。強烈建議研究這個技術的學者、以及思考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進行
未來抗爭的抵抗者，探討上述這本書的第二部，它是另外分開出版的「非暴力行
動的方法」。
    本章不打算作為這些方法之選擇與應用的指導手冊，而只作為各種可以使用
之方法的調查回顧。為了一個特殊之衝突而選擇方法的考慮因素將在第37章中
討論。
   要能夠聰明地選出使用的具體辦法，不僅須要瞭解行動之所有可能方法的範
圍，還必須瞭解要發動衝突抗爭而已經發展的戰略。
   就如我們在第四部分將要討論的，對一個已知的衝突、在選擇具體的方法「之
前」，慎密的戰略規劃是非常重要的。必須進行戰略性的算計與規劃以確認抵抗
者用來對抗他們對手有哪些類型的壓力，因此而抵抗者必須運用什麼具體的方
法。
(內容出處: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手稿。)

「非暴力革命─更強大的力量」紀錄片(印度甘地、美國黑人)

2011-06-23T16:09:00.000+08:00

放映 : 非暴力抗爭影片～影片全長52分鐘，分二個故事
前段(26分鐘)是【甘地】;後段講【美國黑人爭平等民權】
的故事，(Rosa Parks在公車上堅持[自由座位]所引起的人權革命)
時間 : 6 / 22 ( 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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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伯川的論述文稿：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史明：「體制是什麼？」

2011-06-17T08:49:00.000+08:00

議題：「體制是什麼?」
主講：史明歐吉尚
時間 : 2011/6/15 (三) 暗時7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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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要求行政院對夏瀛洲言論負責

2011-06-10T16:34:00.000+08:00

2011/6/10 10:30 於行政院大門
"國軍"=國民黨黨軍,"共軍"=共產黨黨軍，國共兩黨合作連手併吞台灣這就是"中國軍"的真實意義。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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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議書
時間 : 2011 / 06 / 10/10:30
受文者 : 吳敦義

地點 : 行政院
出席:公投護台灣聯盟蔡丁貴總召,台灣客社張葉森社長,北社李川信秘書長,立法委員涂醒哲立委,台灣民族同盟高金郎代表,主持張銘祐
內容 : ( 如下 )
   依媒體報導，前國防大學校長夏瀛洲在中國參加「中山、黃埔、兩

岸情」時已發表 : 「兩岸不分國、共軍，都是中國軍隊」，依此言論更

顯其統戰心態，更表示馬政府執政下的國防與國軍已淪陷。
   在此馬政府的軍人及官員可在退休後前往中國，進行所謂的對談，

這種聯共制台的方式，已造成台灣本身的安全危機，更何況中國用兩

千多顆飛彈對準台灣，其馬政府執政更顯示其『流亡政府的本能』不

斷與中國互訪進行統戰，這樣的政府打從心裡已經不屬於台灣人民所

需，夏瀛洲等將領所得來自台灣人民所繳納的稅金，每月乾領十七萬

配座車、傳令等….福利。
此見其心態如馬政府之心態。「選舉一年強調台灣主題，選後三年與中

國交娓」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台灣的不法性，更表現『中華民國是流亡

政府』，本應該給予強烈抗議。
   馬政府的不法性 (流亡) 一再突顯，要以一概全，然而夏瀛洲並不

會是特例，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我們強烈的期待『中華民國流亡政

府』離開台灣，其流亡政府必須停止訪共的將領、官員其福利，更要

要求我們納稅的流亡政府停止與中國交娓。兩千顆飛彈對準台灣的中

國政府應該停止統戰，台灣人民並不會輕易讓步，其相關流亡官員並

需嚴辦並交由司法嚴辦。張銘祐撰

「再談體制外路線2012年大選的戰略」

2011-06-09T16:58:00.000+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

議題 : 「再談體制外路線2012年大選的戰略」

主講 : 蔡丁貴教授
時間 : 2011 / 6 / 8 (三) 暗時 7 點
地點 :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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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越綏女士的獨立參選總統就是很好的非暴力抗爭行動

總統本來就沒有權力獨自制憲立法，這是常識，不必強調。參選總統的人提出政策主張只是表示她們想帶領這個社會往這個方向前進，也不是當選之後就能夠馬上實現，而是在她當選之後要透過制度的權力運用引導社會往這個主張的方向前進。如果沒有當選，這只是參選人的政治主張。我不認為蔡英文與黃越綏之一有這樣的能耐，當選之後馬上自己可以制憲立法。
       獨派確實都寄望在流亡政府體制總統的職位，李登輝如此，陳水扁如此，黃昭堂如此，陳隆志如此，蔡英文如此，黃越綏也如此，我也如此，陳茂雄教授也如此。這有甚麼不對？如果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能夠運用體制的權力來完成獨立建國，有何不可？但是參加選舉並不就是要承認這個流亡政府體制的合法性，有交稅當然就可推選自己的代表及爭取發言權。獨派最大的問題就是經過參加選舉（特別是曾經選贏）就承認這個流亡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合法性。我們獨派應該接受國際上稱呼這個中華民國就是Chinese Taipei (Chinese exiled government in Taipei)的稱呼，而要求台灣人有權利「住民自決、公投建國」。這樣才是現狀的真正正名運動，然後下一個階段才是「住民自決、公投建國」。現在把中華民國當作台灣才是絕對錯誤的方向。國際社會就是不會接受這樣的混淆。台灣人要選擇中華民國代表台灣，國際社會就是不接受。這也是美國衛生部長所說的：「沒有任何聯合國的機構已經單方面改變台灣的地位」的真正意涵（政府確實就是流亡政府，台灣人民還沒有機會自己做決定）。台灣的政治人物搞不清楚美國朋友講話的真義而替流亡政府（自以為是為台灣）高興半天，真是令人失望。
        責難體制外的獨派不能進入體制內參選，這是傳統「體制外」與「體制內」二分對立的理解。我跟一些前輩與朋友的看法是，「體制外」就是要超越體制的思考、以推翻體制為目標而從事任何可以達成目標的方法，包括武裝的與非暴力的抗爭。我個人的選擇是非暴力抗爭的體制外運動。選舉也是一種非暴力抗爭的方法，至少是一種很好的宣傳活動。對我而言，任何可以非暴力抗爭推翻這個流亡政府之殖民統治體制的方法都是好的方法。推翻這個體制就是要追求台灣民族獨立，建立台灣主權獨立的國家，取消殖民統治下所有一切不公不義的經濟剝削制度，決定台灣人共同的政治命運，提升社會的文化價值，基本上更是替一般基層民眾打造公平的生活環境與生存機會。這不是獨立建國的口號，這是獨立建國的內涵。這不是只是「建殼」，更是要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沒有國家獨立自主的架構，要抵抗外來的侵略與剝削也是困難的。這樣的思考一點也不會抽象，反而只是考慮選舉的勝利而不知道要將社會帶往何處，才是更有風險的（當然甚麼都不要說而可以勝選是有短期利益的）。獨立建國就是台灣人當家作主。台灣人的意見領袖不能夠自己矮化，勞苦基層民眾確實沒有時間或能力來照顧自己或關心政治，就是需要獨派的意見領袖替他們發言爭取權利。難道台灣的勞苦大眾是自己選擇貧窮的嗎？他們的困境無法獲得解放，難道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口號害了他們嗎？他們聽不進去或是聽不到這種聲音？難道不是獨派意見領袖的責任嗎？總統選舉要努力選贏，大家必須共同努力，但是不要為了一時的選舉講一些沒有道理的話。這麼多元的社會只能賣一種商品（候選人）嗎？
       努力以迎接勝選，但要做好捍衛勝利果實的準備。

本土社團圓山飯店抗議中國特使Z咖鄭立中

2011-06-08T22:43:00.000+08:00

中國特使Z咖鄭立中率團來台，討論中國客自由行等案。

本土社團特在圓山飯店表達抗議台、中的人權自由及台灣主權與兩國黑心食品違害人民健康。

今日正逢中國Z咖特使鄭立中來台灣與馬政府談中國客自由行，我們特別在圓山飯店抗議，對馬英九政府提出質疑：
一、一向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良好的統一集團在台灣所生產的飲料產品含有塑化劑，而銷售出口中國的商品不含有塑化劑，在台灣銷售的飲料統一集團身為食品業的龍頭，自己生產的產品含有塑化劑，卻不顧及台灣廣大消費市場而荼毒台灣人。如果沒有這場塑化劑的風暴，台灣人信任的老字號統一企業卻隱瞞，台灣的消費者不知道被毒害多少年，為什麼該集團平常無法自行管控，沒有檢驗出來，還大言不慚的說自己是受害者。然而銷售中國的食品卻不含有塑化劑的成分，這種毒害自己台灣同胞的做法實在令人不恥，為什麼同樣的商品台灣人吃有毒的商品，這樣的企業真是可惡！我們要求統一集團所有商品都要重新檢驗，並研擬相關作法補償台灣人民。
二、這次鄭立中（國台辦副主任）到台灣要與馬政府談論中國客自由行，然而中國國民黨）執政的縣市如新北市、桃園縣、苗栗縣、南投縣、台中市…，都為了搶食中國客到台灣自由行給予補助的方式，而南投縣在為開放自由行已經由一級縣府主管隨行招待，並招待到餐廳吃飯，然而隨著要開放中國客自由行，其餘縣市研擬補助中國客自由行的補助，目前苗栗縣給規劃500元以上新台幣的補助，然而水準較高的歐美日客相對的沒有給予相關補助，分明是拿台灣人民稅金補助水準較低的中國客，然而台灣本國的人民卻沒有相關優惠，根本是在幫馬英九政府拿台灣人民的稅金在替中國政府作業積。
馬英九不斷親中下，台灣人民的無論在台灣自己土地的食衣住行已經被這個政府搞的亂七八糟，在不斷親中的結果下台灣人所受到待遇卻是受到有毒食品的毒害，然而ECFA的效應下我們這些社會大眾的生或更加艱困，反而是圖利大財團與淘空台灣根基，現在中國國民黨更是軟土深掘、欺人太甚，賣台同時更要大喇喇引來中國人來台灣自由行，根本沒考慮到其他因素，如國防安全，是否中國客會脫逃、進行不法勾當…等問題做出解釋，台灣人民怎麼安心，乾脆叫中國客全部戴上「電子腳鐐」，以策安全！優惠國外旅客必須以國際化為原則，以吸引高水準國家的旅客，不能反其道而行，為了政治目的，僅對低水準的中國旅客提供優惠！中國國民黨的這個政策是傷害台灣的旅遊環境的罪魁禍首！張銘祐撰

本土社團圓山飯店抗議中國特使Z咖鄭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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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非暴力抗爭系列」第六講

2011-06-04T10:38:00.000+08:00

講題:「美國歐巴馬總統對中東和北非政策發表的講話」導讀者: 蔡丁貴教授
時間: 2011 /06 /01 (三) 暗時 7 點
地點: 濟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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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總統就美國對中東和北非政策發表講話
OT-1109C | 2011年05月20日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 2011年5月19日
謝謝你們，謝謝。非常感謝。謝謝。請坐。多謝。首先，我要感謝希拉蕊 ∙ 柯林頓（Hillary Clinton），過去六個月來，她四處奔波，已經接近一個新的里程碑——積累100萬哩的常飛客里程（frequent flier miles）。（笑聲）我每天都依靠希拉蕊，我相信她將作為我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國務卿之一被載入史冊。
在國務院慶祝美國外交史上一個新篇章的開始特別合適。六個月來，我們目睹中東和北非發生非同尋常的變化。在一個又一個廣場、一個又一個城鎮、一個又一個國家，人民奮起爭取自己的基本人權。有兩個國家領導人退位了，還可能有更多的領導人退位。雖然這些國家與我國國土相距甚遠，但我們知道，經濟與安全的力量以及歷史和信仰把我們的未來與這一地區緊密聯繫在一起。
今天，我想談談這一變化——推動變化的力量和我們如何作出反應以弘揚我們的價值觀並增強我們的安全。
在經歷了以兩場代價巨大的戰爭為特徵的10年後，我們已經為改變我們的外交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在多年的伊拉克戰爭後，我們撤出了10萬美國軍隊，結束了我們在那裡的作戰任務。在阿富汗，我們遏止了塔利班的擴展趨勢，今年7月，我們將開始撤軍，繼續朝著由阿富汗發揮主導作用的方向過渡。在與“基地”組織及其同夥交鋒的多年戰爭後，我們擊斃了它的頭目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給予“基地”組織巨大的打擊。
賓∙拉登並非殉道者。他是一個宣揚仇恨的殺人狂，鼓吹穆斯林必須拿起武器對付西方，還鼓吹濫殺男女老幼的暴力是通往變革的唯一道路。他否認穆斯林應享有民主與個人權利，主張暴力極端主義；他的核心目標是毀滅，而不是建設。
賓∙拉登及其殺人的願景贏得了一些追隨者。但即使在他亡命之前，“基地”組織已經輸掉了爭取民心之戰，因為絕大多數人認識到殺害無辜無助於他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我們找到賓∙拉登時，該地區絕大多數人已經把“基地”組織的圖謀看作一條死胡同，中東和北非人民已經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
爭取掌控自己命運的故事六個月前始於突尼西亞。12月17日，一個名叫穆罕默德∙布阿齊齊（Mohammed Bouazizi）的年輕小販因被警察沒收了他用來擺攤的推車而被逼入絕境。這種情況司空見慣。同樣的令人屈辱的事件——踐踏公民尊嚴的政府暴虐行為¬——每天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發生，只是這一次的後果不同。在地方官員拒絕聽取他的投訴後，這位從未在政治上特別活躍的年輕人前往省政府，把汽油澆在自己的身上，點火自焚。
在歷史進程中，有時普通公民的行動會激起爭取變革的運動，因為這樣的行動會引起人們心中積聚多年的對自由的渴望。在美國，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當年那些拒絕向國王繳稅的波士頓愛國者的反抗精神，或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共汽車上]勇敢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所展示的尊嚴。就這樣，在突尼西亞，這名小販因絕望而採取的行動喚醒了全國民眾的憤慨。數百名抗議者走上街頭，後來增加到數千名。面對警棍甚至子彈的威脅，他們拒不回家——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直到一個統治長達20多年的獨裁者最終放棄了權力。
這個革命的故事及其後一系列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中東和北非國家早就贏得了獨立，但在太多的地方，這些國家的人民沒有贏得獨立。在太多的國家，權力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裡。在太多的國家，像這位年輕小販一樣的公民無處求助——沒有誠實的司法機構聽取他的投訴，沒有獨立的媒體為他代言，沒有具有公信力的政黨代表他的觀點，沒有自由公平的選舉可以讓他來選擇自己的領導人。
這種缺乏自決——按自己意志改變生活的機會——也表現在這個地區的經濟上。的確，一些國家很幸運地享有石油和天然氣財富，這導致了一些局部的繁榮。但是，在以知識為基礎，在以創新為基礎的全球經濟中，沒有任何發展戰略可以僅僅以來自地下的東西為基礎。在不賄賂就不能創業的環境中，人們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潛能。
面對這些挑戰，該地區太多的領導人試圖把本國人民的不滿引向他方。西方被指責為所有弊病的根源，可是殖民主義已結束了半個世紀。反對以色列成為唯一可被接受的政治言論。部落、民族和宗教派別隔閡被利用作為維持政權或從他人奪取政權的手段。
但是，過去六個月的事件告訴我們，鎮壓策略、轉移視線的策略不再奏效。衛星電視和網際網路提供了觀察更廣闊世界的窗口——一個出現了像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等地的驚人進步的世界。手機和社交網絡讓年輕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絡和組織。一代新人開始出現。他們的聲音告訴我們，變化不容否認。
在開羅，我們聽到年輕媽媽說：「這就像我終於第一次能夠呼吸到新鮮空氣。」
在薩那（Sanaa），我們聽到學生高呼：「黑夜必將結束。」
在班加西（Benghazi），我們聽到工程師說：「我們的言論現在自由了。這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在大馬士革（Damascus），我們聽到年輕人說：「經過第一次大喊，第一次大叫，你感受到了尊嚴。」
這些人類尊嚴的呼喊聲響徹整個地區。這個地區的人民以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在短短半年內促成的變革比恐怖主義份子幾十年產生的變化更多。
當然，如此規模的改變來之不易。在我們今天的時代——24小時新聞循環，不間斷的通訊——人們期待這個地區的轉變在幾週內就可以完成。但這段歷程將需要經過多年時間才會到達終點。在途中，會有順利的時候，也會有不順利的時候。在有些地方，變化將是迅速的，在另一些地方，則是循序漸進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在有些情況下，改變的呼聲可能轉變成對權力的激烈爭奪。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將扮演何種角色。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該地區遵循一套核心利益：打擊恐怖主義和制止核武擴散、確保商業的自由流通、保衛該地區的安全；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追求阿拉伯-以色列和平。
我們將繼續這樣做，因為我們堅信，美國的利益與人民的希望並不敵對，而是對其十分重要。我們認為，任何人都不會從該地區的核軍備競賽中得到好處，也不會從“基地”組織的野蠻攻擊中得到好處。我們認為，世界各地的人都會看到切斷能源供應將造成他們的經濟癱瘓。正如在波灣戰爭（Gulf War）中一樣，我們不會容忍跨國界的侵略行為，我們將恪守對朋友和夥伴的承諾。
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僅以對這些利益的狹隘追求為基礎的戰略不會讓人有食果腹，也不會讓人能夠直抒己見。此外，不注重普通人民更廣泛的渴求只會增加縈繞多年的懷疑，即美國靠犧牲他人而追求自己的利益。鑑於這種不信任是雙向的——因為美國人曾因被扣押人質、暴力言論和導致數以千計公民喪生的恐怖襲擊而留下痛苦的烙印——不改變我們的方法有可能使美國和阿拉伯世界之間的分歧循環深化。
這就是為什麼兩年前在開羅，我開始擴大以我們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為基礎的交往。我當時相信，而且現在也相信，我們不但與這些國家的穩定利益攸關，而且與個人自決利益攸關。維持現狀是不可能的。靠恐懼和壓迫維持的社會也許可以一時帶來穩定的幻覺，但它們是建立在斷層上，終將土崩瓦解。
因此，我們面臨著一個歷史機遇。我們有機會來表明，在突尼西亞街頭小販的尊嚴與獨裁者的野蠻權力之間，美國更看重前者。不容質疑的是，美國歡迎促進自主與增進機會的變革。不錯，與這個充滿希望的時刻聯袂而至的也有風險。但是，在數十年來一直接受這個地區的現狀之後，我們現在有機會來爭取讓該地區變成它本應該有的樣子。
當然，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抱著謙恭的態度。並不是美國把人們推上了突尼西亞或開羅的街頭，而是當地人民發起了這些示威抗議行動，最終也必須由當地人民自己決定結果如何。
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會效仿我國代議制民主的特定形式，而且會有我們的短期利益與我們關於該地區的長期願景並不完全相符的時候。但是我們能夠而且將會闡明一系列核心原則——指引我們對以往六個月發生的各種事件作出回應的原則：
美國反對對該地區人民使用暴力與鎮壓手段。（掌聲）
美國支持一系列普世權利。這些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宗教自由、法治之下的男女平等，以及選擇自己的領導人的自由——無論在巴格達（Baghdad）、大馬士革（Damascus），還是薩那（Sanaa）或德黑蘭（Tehran）。
我們支持發生在中東和北非的能夠滿足整個地區普通人民的合理願望的政治與經濟改革。
我們對這些原則的支持並不是我們的次要利益所在。今天，我要在這裏明確宣布，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將之轉化為實際行動的當務之急，我們還將利用我們所掌握的所有外交、經濟與戰略手段予以支持。
具體來說，首先，促進整個地區的變革，支持向民主過渡將是美國的政策。這項努力始於埃及和突尼西亞，那兩個國家的成敗利害攸關，因為突尼西亞是掀起這場民主浪潮的先鋒，而埃及既是我們的長期夥伴，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國家。這兩個國家都能透過自由與公平的選舉、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實行問責與高效的民主機構，以及負責任的地區性領導作用樹立優秀典範。但我們的支持還必須擴大到那些轉型尚未開始的國家。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在太多的國家裡，要求改革的呼聲被暴力壓制，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利比亞（Libya），在那裡，格達費（Moammar Gaddafi）向他自己的人民發動了一場戰爭，並揚言要像滅老鼠一樣把他們斬盡殺絕。正如我在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共同干預利比亞局勢時所說，我們無法制止政權對其人民所施加的每一項不公正的行為；我們在伊拉克的經驗讓我們認識到，無論多麼用心良苦，試圖用武力來實現政權更迭，其代價是多麼高昂，而且是何等的困難。
但是在利比亞，我們看到的是迫在眉睫的大屠殺的可能性，我們獲得了行動的授權，我們聽到了利比亞人民要求援助的呼聲。如果我們沒有與我們的北約（NATO）盟友和該地區的聯盟夥伴一起採取行動，數以千計的平民恐怕已經喪生。那樣的情況只會說明：為了保住權力，殺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現在，格達費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已經失去對國家的控制，反對派已經組織起一個合法的、有信譽的臨時委員會（Interim Council）。當格達費無可避免地下臺或是被罷黜時，數十年的挑釁將劃上句號，利比亞向民主過渡的過程將會開始。
儘管利比亞出現最大規模的暴力，但它並不是國家領導人以壓制手段來維持權力的唯一一個國家。就在最近，敘利亞（Syrian）政權選擇了謀殺並大批逮捕其公民的道路。美國已經聲明譴責這些行徑，並正與國際社會一起採取行動加強對敘利亞政權的制裁，包括昨天宣布的對阿薩德總統（President Assad）及其親信的制裁。
敘利亞人民要求向民主過渡表明了他們的勇氣。阿薩德總統現在可以作出選擇：他可以領導這場過渡，也可以讓出道路。敘利亞政府必須停止向示威者開槍，並允許舉行和平抗議活動。它必須釋放政治犯並停止不公正的逮捕。它必須允許人權觀察員進入達拉（Dara’a）等城市，並開始進行推動民主過渡的認真對話。否則，阿薩德總統及其政權將繼續受到來自國內的挑戰並在國外繼續陷於孤立。
到目前為止，敘利亞一直追隨其伊朗盟友，並就鎮壓策略向德黑蘭求助。這說明了伊朗政權的虛偽，它宣稱支持其他國家抗議者的權利，卻鎮壓本國人民。讓我們記住最初的和平抗議活動發生在德黑蘭街頭，而伊朗政府在那裡殘暴地鎮壓男女示威者，並把無辜的民眾關入監獄。來自德黑蘭建築物頂部的抗議聲今天仍然在我們耳邊回響。一位年輕女子慘死街頭的形象仍然銘刻在我們的記憶之中。我們將繼續表明態度，伊朗人民應該獲得他們的普世權利，應該享有一個不扼殺他們的理想的政府。
眾所周知，我們反對伊朗的不容異見的做法和壓制行為，反對伊朗非法從事的核計畫及其對恐怖活動的支持。但是，如果美國要享有公信力，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在該地區的朋友們有時對於那些與我今天概述的原則一致的變革要求並沒有作出應有的反應。在葉門是如此——葉門總統薩利赫（Saleh）需要兌現其轉交政權的承諾——今天在巴林也是如此。
巴林是一個長期合作夥伴，我們致力於保障它的安全。我們認識到伊朗試圖利用那裡的騷亂，認識到巴林政府有維護法治的合法權益。
然而，我們在公開和非公開場合都表明，大規模逮捕和殘酷的暴力與巴林公民的普世權利並不相容，這些做法不會使要求改革的合法呼聲消失。唯一出路是政府與反對派進行對話，而當和平爭取權利的一些反對派人士身陷囹圄時，無法進行真正的對話。（掌聲）政府必須創造對話的條件，而反對黨則必須參與對話，以便為全體巴林人民締造一個公正的未來。
的確，可從這一時期得出的更具廣泛意義的教訓之一是：派系分歧不是造成衝突的必然原因。在伊拉克，我們看到建立一個多族裔、多教派的民主國家的希望。伊拉克人民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拒絕了危險的政治暴力，儘管他們正在承接保護自身安全的全面責任。當然，與所有新興民主國家一樣，他們將面對各種挫折。但是，伊拉克如果繼續走向和平，就會在該地區發揮重要的作用。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將作為一個堅定的夥伴自豪地與他們站在一起。
因此，在未來幾個月，美國必須運用我們所有的影響力來鼓勵這個地區的改革。即使我們認識到每個國家各不相同，我們也必須坦誠地表明我們所堅信的原則，不管是對朋友還是對敵人。我們要傳達的訊息簡單明瞭：如果你們承擔改革所蘊含的風險，就會得到我們美國的全力支持。
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努力，將我們的接觸範圍擴大到精英人士之外，聯繫將開創未來的群體，特別是年輕人。我們將繼續兌現我在開羅所作的承諾——建立創業者網絡，擴大教育交流，促進科技領域的合作以及防治疾病。在整個地區，我們打算為公民社會提供援助，其中包括那些可能未經政府認可的、敢於揭露不堪事實的組織。我們並將利用科技與人民溝通，傾聽他們的呼聲。
因為事實是，真正的改革不會僅僅透過投票實現。我們必須努力支持講真話和獲得訊息的基本權利。我們必須支持網際網路的自由開放，以及新聞記者——無論是大型新聞機構還是部落格作者個人——的話語權。在21世紀，訊息就是權力；真理不容掩蓋；政府的合法性將最終取決於活躍和知情的公民。
這樣的公開對話很重要，哪怕其中的言論與我們的世界觀不符。我要說明：美國尊重公開表述一切和平與守法的言論的權利，哪怕我們不贊同這些言論，甚至有時強烈反對這些言論。
我們期待著與所有提倡真正的、有包容性的民主的人共同努力。我們將反對任何組織限制他人權利的任何企圖，反對利用強迫手段——而不經[人民的]同意——把持權力。這是因為民主依靠的不僅是選舉，而且是強大和負責任的機構，以及對少數派的權利的尊重。
這樣的寬容在宗教問題上尤其重要。在自由廣場（Tahrir Square），我們聽到埃及各行各業人士高呼「穆斯林、基督徒，我們團結一心」。美國將努力確保這一精神得到發揚——所有宗教信仰都受到尊重，並在它們之間搭建橋梁。在這個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地，不寬容只會導致痛苦和僵滯。為了在這個變革時期獲得成功，什葉派在巴林的清真寺絕不應當遭到毀壞，同樣地，開羅的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也必須享有自由信教的權利。
宗教少數派的情況也同樣表現在婦女權利上。歷史表明，在婦女擁有權利的情況下，國家就更加繁榮太平。因此，我們將繼續堅持婦女與男人一樣享有普世權利——我們將提供針對兒童和母親健康的援助；幫助婦女參與教學或創業；支持婦女爭取讓她們的聲音得到傾聽和競選公職的權利。如果這裡一半以上的人口無法發揮自己的潛力，這個地區也就永遠無法實現自己的潛能。（掌聲）
即使在這個地區促進政治改革和人權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努力僅限於此。我們必須支持這個地區作出積極轉變的第二個途徑是，努力推動向民主轉化的國家的經濟發展。
政治畢竟不是人們上街示威的唯一原因；最終導致許多人走上街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更為經常不斷的與養家糊口相關的擔憂。這個地區有太多的人每天醒來，除了設法度日和也許指望時來運轉以外，無所期盼。這個地區到處都有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然而由於經濟封閉，他們無法找到工作。實業家雖創意層出不窮，但腐敗使他們無法收益。
中東和北非地區未得到啟用的最寶貴資源是那裡的人民。在最近的示威活動中，人們運用科技手段轉變了世界，也讓我們看到了這些人才。解放廣場上的領袖人物之一是谷歌（Google）一位主管，這不是偶然的巧合。現在需要的是，將這種能量在各個國家逐一匯聚起來，讓街頭的成果透過經濟成長得到鞏固。如同缺少個人機會可以導致民主革命一樣，成功的民主轉型取決於擴大發展和普遍繁榮。
基於我們在全世界的經驗教訓，我們認為必須注重貿易而不只是扶助，注重投資而不只是援助。必須讓這樣一個模式成為我們的目標——它使保護主義讓位於開放；商貿控制權從少數人轉到多數人手中；讓經濟給年輕人帶來就業。因此，美國對民主的支持將基於確保金融穩定；促進改革；讓競爭性市場相互融合並與全球經濟接軌。我們將從突尼西亞和埃及開始。
首先，我們已經要求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下一次G-8高峰會上提出計劃，闡明我們為突尼西亞和埃及實現經濟穩定和現代化必須進行的工作。我們必須共同幫助他們克服各自民主運動期間出現的停滯狀態，支持今年將藉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我們也要求其他國家幫助埃及和突尼西亞滿足近期的財政需要。
第二，我們不希望一個民主的埃及受累於過去的債務。因此，我們將為民主的埃及免除高達10億美元的債務，並將與我們的埃及夥伴協作，把這些資源用於促進經濟增長和鼓勵創業。我們還將為埃及擔保10億美元的債務，把這筆錢用於建設基礎設施和增加就業，從而幫助埃及重新獲得市場。我們也會幫助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新政府索回被盜竊的資產。
第三，我們正在與國會協作，建立“創業基金”（Enterprise Funds），在突尼西亞和埃及投資。此類基金將仿照柏林圍牆倒塌後用於支持東歐過渡的基金。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不久將啟動一項20億美元的貸款計劃，廣泛支持對這個地區的私人投資。另外，我們將與盟友協作，重新確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的投資重點，像在歐洲那樣支持中東和北非的民主過渡和經濟現代化。
第四，美國將在中東和北非推出一項全面的 "貿易和投資夥伴計劃"（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Initiative）。如果不計算石油出口，這個擁有4億多人口的地區的出口額與瑞士大致相等。因此，我們將與歐盟協作，促進這個地區內部的貿易，擴大現有協議，促進與美國及歐洲市場的整合，為作出一項地區性貿易安排打開大門，使那些推行高標準改革和貿易自由化的國家受益。正如歐盟成員資格被用於在歐洲鼓勵改革一樣，關於建設一個現代化的繁榮經濟的願景也應當成為在中東和北非推動改革的一股強大的力量。
要實現繁榮，還必須拆除阻擋進步的障礙——從人民手中竊取資產的精英階層的腐敗、阻礙把創新想法變成企業的繁縟的審核手續、基於部落或派系分配財富的制度。我們將與倡導改革的議員以及利用科技手段推動增加透明度和向政府問責的社會活動人士協作，幫助政府履行其國際義務，大力反腐敗。-- 政治與人權；經濟改革。
最後，我要講一下我們對該地區方針的另一塊基石，它關係到追求和平。
數十年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為該地區蒙上了陰影。對以色列人而言，這意味著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校車上的孩子被炸或他們的住宅被火箭砲摧毀，同時痛苦地意識到該地區的其他孩子接受到仇恨他們的教育。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這意味著忍受被佔領的屈辱，永遠沒有機會在自己的國家生活。另外，這場衝突也使中東地區承受更大的代價，致使可能為普通人帶來更大安全、繁榮和權利的夥伴關係無法建立。
兩年多來，本屆政府一直在與有關各方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結束這一爭端，但預期的目標卻沒有實現。以色列修建屯墾區的活動還在繼續；巴勒斯坦方面退出了談判。全世界看到雙方的衝突幾十年來纏綿不休，認為這只能是一個僵局。的確有一些人強調，鑑於該地區的種種變化和不確定因素，根本不可能向前推進。
但我不這樣認為。在中東和北非地區的人民擺脫歷史包袱的時刻，實現一個能夠結束爭端並解決所有訴求的持久和平的願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對於涉及此事的雙方，這一點已經確定無疑。
對巴勒斯坦人而言，否認以色列合法性的做法只會以失敗告終。九月份在聯合國孤立以色列的象徵性舉動不可能促成一個獨立國家的建立。如果哈馬斯（Hamas）執意要走恐怖和否認的道路，巴勒斯坦領導人將無法實現和平或繁榮。巴勒斯坦人永遠都無法透過否認以色列的生存權來實現自己的獨立。
至於以色列，我們的友誼深深地根植於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對以色列安全的承諾是堅定不移的。我們還將反對試圖在國際論壇上僅對以色列進行指責的舉動。但正是出於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必須實言相告：這種現狀是無法持續的，為推動實現持久和平，以色列也必須採取有魄力的行動。
實際情況是，有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約旦河以西地區。新技術將增加以色列保衛自己的難度。一個正在經歷巨變的地區將促使民粹主義出現，這裡的千百萬人民——而不僅僅是個別領導人——必須相信和平是可能實現的。國際社會已對一個從未產生任何結果的無休止的過程感到厭倦。一個猶太人的民主國家的夢想無法透過永久佔領來實現。
歸根究底，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必須採取行動。不可能把和平強加給他們—美國不可能做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但無休止的拖延也不可能解決問題。美國和國際社會能夠做到的是直言不諱地說明人人皆知的事實：持久和平必須有屬於兩個民族的兩個國家。一個是作為猶太人家園的猶太國家以色列，另一個是作為巴勒斯坦人的家園的巴勒斯坦國；這兩個國家都享有自決權，相互承認，和平共處。
因此，儘管這一爭端的核心問題必須藉由談判解決，但有關談判的基礎是明確的：一個能獨立生存的巴勒斯坦和一個有安全保障的以色列。美國認為有關談判應當產生兩國格局，劃定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約旦和埃及之間的永久邊界，並劃定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永久邊界。我們認為，以巴邊界應當以1967年的界線為基礎，並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交換土地，使兩個國家都有安全的、得到承認的邊界。巴勒斯坦人民必須擁有主權、領土完整的國家，有權實行自治並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至於安全，每個國家都有自衛的權利，以色列也必須能夠有力量保衛自己，應對任何威脅；還必須有充分的準備，防範恐怖主義復甦，制止武器偷運，有效地保障邊界安全。以色列階段性的全面撤軍應該與巴勒斯坦在一個非軍事化的主權國家內部承擔安全責任的過程相協調。對於這段過渡期的長短必須達成共識，安全措施的效力也必須得到證實。
這些原則為談判奠定了基礎。巴勒斯坦應該能夠確知其國家的邊界，以色列應該能夠確知其基本安全得到保障。我知道這兩個步驟本身並不足以解決衝突，因為此外還有兩個充滿感情糾結的問題：耶路撒冷的未來和巴勒斯坦難民的命運。但是，只要現在基於邊界和安全問題向前邁進，就會以尊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和願望、公正和公平的方式，為解決這兩個問題打下基礎。
我謹在此表明：認識到談判需要始於邊界和安全問題並不意味著可以輕而易舉地重啟談判。具體而言，法塔赫（Fatah）和哈馬斯（Hamas）最近公佈的一項協議使以色列面對一個有正當理由的根本性問題：你如何能夠與一個表示不願意承認你的生存權的對手談判？在接下來數週和數月的時間內，巴勒斯坦領導人必須對這個問題提出可信的答案。在此期間，美國、我們的四方集團（Quartet）夥伴以及阿拉伯國家必須繼續盡力打破目前的僵局。
我知道做到這一點有多麼困難。幾代人以來，猜疑和敵意代代相傳，有時候變得更加根深蒂固。可是我確信，大多數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希望面向未來，而非自陷於過去的泥淖。我們在其兒子被哈馬斯殺害的一名以色列父親身上看到這種精神，他協助發起了一個組織，聚集痛失親人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他說：「我逐漸認識到，進步的唯一希望在於認清衝突的面目。」我們也在一名於以色列砲轟加薩（Gaza）時失去三個女兒的巴勒斯坦人身上看到這種精神。那位父親說：「我有權利感到憤怒。許多人都以為我會仇恨。我對他們的回答是：我不會仇恨。讓我們對明天充滿希望。」
這是一個必須做出的選擇──不僅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中，而是在整個地區內──在仇恨和希望之間、在過去的枷鎖和未來的承諾之間做出選擇。這是一個必須由領導人和人民做出的選擇，它會確定一個曾經是文明的搖籃和衝突的坩堝的地區的未來。
儘管未來的道路上充滿挑戰，我們依然有很多理由抱持希望。在埃及，我們在領導抗議的年輕人的努力中看到它。在敘利亞，我們在那些冒著彈雨呼喊「和平、和平」的人們的勇氣中看到它。在受到毀滅威脅的城市班加西（Benghazi），我們在聚集於法庭廣場慶祝未曾有過的自由的民眾身上也看到它。在整個地區，那些掙脫魔掌的人們正在為獲得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而歡欣鼓舞。
對於美國人民來說，該地區的動蕩情勢可能令人不安，但是對背後的驅動力量並不感到陌生。我們自己的國家就是透過反抗帝國建立起來的。我們的祖先曾經打過痛苦的內戰，將自由和尊嚴擴大到曾經飽受奴役的人們。如果不是過去的世世代代以非暴力的道德力量作為完善我們聯邦的方式—共同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組織、遊行及抗議，使我國的獨立宣言變成真實，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這裡：「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們必須以這些箴言為指導，對使中東和北非發生蛻變的變革作出反應——這些箴言告訴我們，專制壓迫必然失敗，暴君必將垮台，每一位男男女女都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這並非易事。進步的道路不可能筆直向前，希望的季節總是伴隨著艱苦。然而，美利堅合眾國當初是建立在人民應當自治的信念上。現在，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堅定地站在那些正在爭取自己權利的人們一邊，知道他們的成功將會帶來一個更和平、更穩定、更公正的世界。
多謝大家，感謝你們各位。（掌聲）謝謝你們。

President Obama’s Speech on U.S. Policies i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OT-1109E | Date: 05/20/2011
Washington, D.C. on May 19, 2011
THE PRESIDEN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t to begin by thanking Hillary Clinton, who has traveled so much these last six months that she is approaching a new landmark — one million frequent flyer miles. I count on Hillary every single day, and I believe that she will go down as one of the finest Secretaries of State in our nation’s history.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 fitting venue to mark a new chapter in American diplomacy. For six months, we have witnessed an extraordinary change taking pla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quare by square, town by town, country by country, the people have risen up to demand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Two leaders have stepped aside. More may follow. And though these countries may be a great distance from our shores, we know that our own future is bound to this region by the forces of economics and security, by history and by faith.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this change — the forces that are driving it and how we can respond in a way that advances our values and strengthens our security.
Now, already, we’ve done much to shift our foreign policy following a decade defined by two costly conflicts. After years of war in Iraq, we’ve removed 100,000 American troops and ended our combat mission there. In Afghanistan, we’ve broken the Taliban’s momentum, and this July we will begin to bring our troops home and continue a transition to Afghan lead. And after years of war against al Qaeda and its affiliates, we have dealt al Qaeda a huge blow by killing its leader, Osama bin Laden.
Bin Laden was no martyr. He was a mass murderer who offered a message of hate — an insistence that Muslims had to take up arms against the West, and that violence against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as the only path to change. He rejected democracy and individual rights for Muslims in favor of violent extremism; his agenda focused on what he could destroy — not what he could build.
Bin Laden and his murderous vision won some adherents. But even before his death, al Qaeda was losing its struggle for relevance, a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saw that the slaughter of innocents did not answer their cries for a better life. By the time we found bin Laden, al Qaeda’s agenda had come to be seen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region as a dead end, and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had taken their future into their own hands.
That st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began six months ago in Tunisia. On December 17th, a young vendor named Mohammed Bouazizi was devastated when a police officer confiscated his cart. This was not unique. It’s the same kind of humiliation that takes place every day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 the relentless tyranny of governments that deny their citizens dignity. Only this time, something different happened. After local officials refused to hear his complaints, this young man, who had never been particularly active in politics, wen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doused himself in fuel, and lit himself on fire.
There are time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when the actions of ordinary citizens spark movements for change because they speak to a longing for freedom that has been building up for years. In America, think of the defiance of those patriots in Boston who refused to pay taxes to a King, or the dignity of Rosa Parks as she sat courageously in her seat. So it was in Tunisia, as that vendor’s act of desperation tapped into the frustration felt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undreds of protesters took to the streets, then thousands. And in the face of batons and sometimes bullets, they refused to go home — day after day, week after week — until a dictator of more than two decades finally left power.
The story of this revolution, and the ones that followed, should not have come as a surprise. The n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on their independence long ago, but in too many places their people did not. In too many countries, power has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In too many countries, a citizen like that young vendor had nowhere to turn — no honest judiciary to hear his case; no independent media to give him voice; no credible political party to represent his views; no free and fair election where he could choose his leader.
And this lack of self-determination — the chance to make your life what you will — has applied to the region’s economy as well. Yes, some nations are blessed with wealth in oil and gas, and that has led to pockets of prosperity. But in a global economy based on knowledge, based on innovation, no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be based solely upon what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Nor can people reach their potential when you cannot start a business without paying a bribe.
In the face of these challenges, too many leaders in the region tried to direct their people’s grievances elsewhere. The West was blamed as the source of all ills, a half-century after the end of colonialism. Antagonism toward Israel became the only acceptable outlet for political expression. Divisions of tribe, ethnicity and religious sect were manipulated as a means of holding on to power, or taking it away from somebody else.
Bu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six months show us that strategies of repression and strategies of diversion will not work anymore.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provide a window into the wider world — a world of astonishing progress in places like India and Indonesia and Brazil. Cell phones and social networks allow young people to connect and organize like never before. And so a new generation has emerged. And their voices tell us that change cannot be denied.
In Cairo, we heard the voice of the young mother who said, “It’s like I can finally breathe fresh air for the first time.”
In Sanaa, we heard the students who chanted, “The night must come to an end.”
In Benghazi, we heard the engineer who said, “Our words are free now. It’s a feeling you can’t explain.”
In Damascus, we heard the young man who said, “After the first yelling, the first shout, you feel dignity.”
Those shouts of human dignity are being heard across the region. And through the moral force of nonviolence,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have achieved more change in six months than terrorists have accomplished in decades.
Of course, change of this magnitude does not come easily. In our day and age — a time of 24-hour news cycles and constant communication — people exp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 to be resolved in a matter of weeks. But it will be years before this story reaches its end. Along the way, there will be good days and there will bad days. In some places, change will be swift; in others, gradual. And as we’ve already seen, calls for change may give way, in some cases, to fierce contests for power.
The question before us is what role America will play as this story unfolds. For decad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pursued a set of core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stopp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securing the free flow of commerce and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of the region; standing up for Israel’s security and pursuing Arab-Israeli peace.
We will continue to do these things, with the firm belief that America’s interests are not hostile to people’s hopes; they’re essential to them. We believe that no one benefits from a nuclear arms race in the region, or al Qaeda’s brutal attacks. We believe people everywhere would see their economies crippled by a cut-off in energy supplies. As we did in the Gulf War, we will not tolerate aggression across borders, and we will keep our commitments to friends and partners.
Yet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a strategy based solely upon the narrow pursuit of these interests will not fill an empty stomach or allow someone to speak their mind. Moreover, failure to speak to the broader aspira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will only feed the suspicion that has festered for yea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ursues our interests at their expense. Given that this mistrust runs both ways — as Americans have been seared by hostage-taking and violent rhetoric and terrorist attacks that have killed thousands of our citizens — a failure to change our approach threatens a deepening spiral of divis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rab world.
And that’s why, two years ago in Cairo, I began to broaden our engagement based upon mutual interests and mutual respect. I believed then — and I believe now — that we have a stake not just in the stability of nations, but in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viduals. The status quo is not sustainable. Societies held together by fear and repression may offer the illusion of stability for a time, but they are built upon fault lines that will eventually tear asunder.
So we face a historic opportunity. We have the chance to show that America values the dignity of the street vendor in Tunisia more than the raw power of the dictator. There must be no doub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lcomes change that advances self-determination and opportunity. Yes, there will be perils that accompany this moment of promise. But after decades of accepting the world as it is in the region, we have a chance to pursue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Of course, as we do, we must proceed with a sense of humility. It’s not America that put people into the streets of Tunis or Cairo — it was the people themselves who launched these movements, and it’s the people themselves that must ultimately determine their outcome.
Not every country will follow our particular form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there will be times when our short-term interests don’t align perfectly with our long-term vision for the region. But we can, and we will, speak out for a set of core principles — principles that have guided our response to the event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United States opposes the use of violence and repression against the people of the region. (Applause.)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a set of universal rights. And these rights include free speech, the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equality for men and women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ight to choose your own leaders — whether you live in Baghdad or Damascus, Sanaa or Tehran.
And we suppor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at can meet the legitimate aspirations of ordinary people throughout the region.
Our support for these principles is not a secondary interest. Today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is a top priority that must be translated into concrete actions, and supported by all of th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strategic tools at our disposal.
Let me be specific. First, it will be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reform across the region, and to suppor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hat effort begins in Egypt and Tunisia, where the stakes are high — as Tunisia was at the vanguard of this democratic wave, and Egypt is both a longstanding partner and the Arab world’s largest nation. Both nations can set a strong example through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a vibrant civil society, accountable and effectiv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responsible regional leadership. But our support must also extend to nations where transitions have yet to take place.
Unfortunately, in too many countries, calls for change have thus far been answered by violence. The most extreme example is Libya, where Muammar Qaddafi launched a war against his own people, promising to hunt them down like rats. As I sai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joined an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intervene, we cannot prevent every injustice perpetrated by a regime against its people, and we have learned from our experience in Iraq just how costly and difficult it is to try to impose regime change by force — no matter how well-intentioned it may be.
But in Libya, we saw the prospect of imminent massacre, we had a mandate for action, and heard the Libyan people’s call for help. Had we not acted along with our NATO allies and regional coalition partners, thousands would have been killed. The message would have been clear: Keep power by killing as many people as it takes. Now, time is working against Qaddafi. He does not have control over his country. The opposition has organized a legitimate and credible Interim Council. And when Qaddafi inevitably leaves or is forced from power, decades of provocation will come to an end,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democratic Libya can proceed.
While Libya has faced violence on the greatest scale, it’s not the only place where leaders have turned to repression to remain in power. Most recently, the Syrian regime has chosen the path of murder and the mass arrests of its citize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demned these actions, and work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have stepped up our sanctions on the Syrian regime — including sanctions announced yesterday on President Assad and those around him.
The Syrian people have shown their courage in demanding a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resident Assad now has a choice: He can lead that transition, or get out of the way. The Syrian government must stop shooting demonstrators and allow peaceful protests. It must release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stop unjust arrests. It must allow human rights monitors to have access to cities like Dara’a; and start a serious dialogue to advance a democratic transition. Otherwise, President Assad and his regime will continue to be challenged from withi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isolated abroad.
So far, Syria has followed its Iranian ally,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Tehran in the tactics of suppression. And this speaks to the hypocrisy of the Iranian regime, which says it stand for the rights of protesters abroad, yet represses its own people at home. Let’s remember that the first peaceful protests in the region were in the streets of Tehran, where the government brutalized women and men, and threw innocent people into jail. We still hear the chants echo from the rooftops of Tehran. The image of a young woman dying in the streets is still seared in our memor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insist that the Iranian people deserve their universal rights, and a government that does not smother their aspirations.
Now, our opposition to Iran’s intolerance and Iran’s repressive measures, as well as its illicit nuclear program and its support of terror, is well known. But if America is to be credible,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at times our friends in the region have not all reacted to the demands for consistent change — with change that’s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that I’ve outlined today. That’s true in Yemen, where President Saleh needs to follow through on his commitment to transfer power. And that’s true today in Bahrain.
Bahrain is a longstanding partner,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its security. We recognize that Iran has tri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turmoil there, and that the Bahraini government has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the rule of law.
Nevertheless, we have insisted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that mass arrests and brute force are at odds with the universal rights of Bahrain’s citizens, and we will — and such steps will not make legitimate calls for reform go away. The only way forward is for th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to engage in a dialogue, and you can’t have a real dialogue when parts of the peaceful opposition are in jail. (Applause.) The government must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dialogue, and the opposition must participate to forge a just future for all Bahrainis.
Indeed, one of the broader lessons to be drawn from this period is that sectarian divides need not lead to conflict. In Iraq, we see the promise of a multiethnic, multisectarian democracy. The Iraqi people have rejected the perils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favor of a democratic process, even as they’ve taken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security. Of course, like all new democracies, they will face setbacks. But Iraq is pois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region if it continues its peaceful progress. And as they do, we will be proud to stand with them as a steadfast partner.
So in the months ahead, America must use all our influence to encourage reform in the region. Even as we acknowledge that each country is different, we need to speak honestly about the principles that we believe in, with friend and foe alike. Our message is simple: If you take the risks that reform entails, you will have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must also build on our efforts to broaden our engagement beyond elites, so that we reach the people who will shape the future — particularly young people.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good on the commitments that I made in Cairo -– to build networks of entrepreneurs and expand exchanges in education, to foster coope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ombat disease. Across the region, we intend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those that may not be officially sanctioned, and who speak uncomfortable truths. And we will use the technology to connect with — and listen to —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
For the fact is, real reform does not come at the ballot box alone. Through our efforts we must support those basic rights to speak your mind and access information. We will support open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the right of journalists to be heard — whether it’s a big news organization or a lone blogger. In the 21st century, information is power, the truth cannot be hidden, and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active and informed citizens.
Such open discourse is important even if what is said does not square with our worldview. Let me be clear, America respects the right of all peaceful and law-abiding voices to be heard, even if we disagree with them. And sometimes we profoundly disagree with them.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all who embrace genuine and inclusive democracy. What we will oppose is an attempt by any group to restrict the rights of others, and to hold power through coercion and not consent. Because democracy depends not only on elections, but also strong and accountable institutions, and the respect for the rights of minorities.
Such tolera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religion. In Tahrir Square, we heard Egypti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chant, “Muslims, Christians, we are one.” America will work to see that this spirit prevails — that all faiths are respected, and that bridges are built among them. In a region that was the birthplace of three world religions, intolerance can lead only to suffering and stagnation. And for this season of change to succeed, Coptic Christians must have the right to worship freely in Cairo, just as Shia must never have their mosques destroyed in Bahrain.
What is true for religious minorities is also true when it comes to the rights of women. History shows that countries are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peaceful when women are empowered. And that’s why we will continue to insist that universal rights apply to women as well as men — by focusing assistance on child and maternal health; by helping women to teach, or start a business; by standing up for the right of women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and to run for office. The region will never reach its full potential when more than half of its population is prevented from achieving their full potential. (Applause.)
Now, even as we promote political reform, even as we promote human rights in the region, our efforts can’t stop there. So the second way that we must support positive change in the region is through our efforts to adv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nations that are transitioning to democracy.
After all, politics alone has not put protesters into the streets. The tipping point for so many people is the more constant concern of putting food on the table and providing for a family. Too many people in the region wake up with few expectations other than making it through the day, perhaps hoping that their luck will change. Throughout the region, many young people have a solid education, but closed economies leave them unable to find a job. Entrepreneurs are brimming with ideas, but corruption leaves them unable to profit from those ideas.
The greatest untapped resour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s the talent of its people. In the recent protests, we see that talent on display, as people harness technology to move the world.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one of the leaders of Tahrir Square was an executive for Google. That energy now needs to be channeled, in country after country, so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solidify th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street. For just as democratic revolutions can be triggered by a lack of individual opportunity, successful democratic transitions depend upon an expansion of growth and broad-based prosperity.
So, drawing from what we’ve learned around the world,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o focus on trade, not just aid; on investment, not just assistance. The goal must be a model in which protectionism gives way to openness, the reigns of commerce pass from the few to the many, and the economy generates jobs for the young. America’s support for democracy will therefore be based on ensuring financial stability, promoting reform, and integrating competitive market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Tunisia and Egypt.
First, we’ve asked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o present a plan at next week’s G8 summit for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stabilize and modernize the economies of Tunisia and Egypt. Together, we must help them recover from the disruptions of their democratic upheaval, and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that will be elected later this year. And we are urging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Egypt and Tunisia meet its near-term financial needs.
Second, we do not want a democratic Egypt to be saddled by the debts of its past. So we will relieve a democratic Egypt of up to $1 billion in debt, and work with our Egyptian partners to invest these resources to foster growth and entrepreneurship. We will help Egypt regain access to markets by guaranteeing $1 billion in borrowing that is needed to fi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job creation. And we will help newl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recover assets that were stolen.
Third, we’re working with Congress to create Enterprise Funds to invest in Tunisia and Egypt. And these will be modeled on funds that supported the transitions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OPIC will soon launch a $2 billion facility to support private investment across the region. And we will work with the allies to refocus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o that it provides the same support fo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s it has in Europe.
Fourth,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aunch a comprehensive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f you take out oil exports, this entire region of over 400 million people exports roughly the same amount as Switzerland. So we will work with the EU to facilitate more trade within the region, build on existing agreements to promote integration with U.S. and European markets, and open the door for those countries who adopt high standards of reform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construct a 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And just as EU membership served as an incentive for reform in Europe, so should the vision of a modern and prosperous economy create a powerful force for refor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sperity also requires tearing down walls that stand in the way of progress — the corruption of elites who steal from their people; the red tape that stops an idea from becoming a business; the patronage that distributes wealth based on tribe or sect. We will help governments meet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invest efforts at anti-corruption — by working with parliamentarians who are developing reforms, and activists who use technology to increase transparency and hold government accountable. Politics and human rights; economic reform.
Let me conclude by talking about another cornerstone of our approach to the region, and that relates to the pursuit of peace.
For decades, the conflict between Israelis and Arabs has cast a shadow over the region. For Israelis, it has meant living with the fear that their children could be blown up on a bus or by rockets fired at their homes, as well as the pain of knowing that other children in the region are taught to hate them. For Palestinians, it has meant suffering the humiliation of occupation, and never living in a nation of their own. Moreover, this conflict has come with a larger cost to the Middle East, as it impedes partnerships that could bring greater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nd empowerment to ordinary people.
For over two years, my administration has worked with the par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nd this conflict, building on decades of work by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Yet expectations have gone unmet. Israeli settlement activity continues. Palestinians have walked away from talks. The world looks at a conflict that has grinded on and on and on, and sees nothing but stalemate. Indeed, there are those who argue that with all the change and uncertainty in the region, it is simply not possible to move forward now.
I disagree. At a time when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re casting off the burdens of the past, the drive for a lasting peace that ends the conflict and resolves all claims is more urgent than ever. That’s certainly true for the two parties involved.
For the Palestinians, efforts to delegitimize Israel will end in failure. Symbolic actions to isolate Israel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September won’t create an independent state. Palestinian leaders will not achieve peace or prosperity if Hamas insists on a path of terror and rejection. And Palestinians will never realize their independence by denying the right of Israel to exist.
As for Israel, our friendship is rooted deeply in a shared history and shared values. Our commitment to Israel’s security is unshakeable. And we will stand against attempts to single it out for criticism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But precisely because of our friendship, it’s important that we tell the truth: The status quo is unsustainable, and Israel too must act boldly to advance a lasting peace.
The fact is, a growing number of Palestinians live west of the Jordan River. Technology will make it harder for Israel to defend itself. A region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 will lead to populism in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 not just one or two leaders — must believe peace is possib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tired of an endless process that never produces an outcome. The dream of a Jewish and democratic state cannot be fulfilled with permanent occupation.
Now, ultimately, it is up to the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to take action. No peace can be imposed upon them — not by the United States; not by anybody else. But endless delay won’t make the problem go away. What Ame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do is to state frankly what everyone knows — a lasting peace will involve two states for two peoples: Israel as a Jewish state and the homeland for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s the homeland for the Palestinian people, each state enjoying self-determinatio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peace.
So while the core issues of the conflict must be negotiated, the basis of those negotiations is clear: a viable Palestine, a secure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negotiations should result in two states, with permanent Palestinian borders with Israel, Jordan, and Egypt, and permanent Israeli borders with Palestine. We believe the borders of Israel and Palestin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1967 lines with mutually agreed swaps, so that secure and recognized borders are established for both states. The Palestinian people must have the right to govern themselves, and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in a sovereign and contiguous state.
As for security, every state has the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Israel must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 by itself — against any threat. Provisions must also be robust enough to prevent a resurgence of terrorism, to stop the infiltration of weapons, and to provide effective border security. The full and phased withdrawal of Israeli military forces should be coordinated with the assumption of Palestinian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in a sovereign, non-militarized state. And the duration of this transition period must be agreed,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ecurity arrangements must be demonstrated.
These principles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negotiations. Palestinians should know the territorial outlines of their state; Israelis should know that their basic security concerns will be met. I’m aware that these steps alone will not resolve the conflict, because two wrenching and emotional issues will remain: the future of Jerusalem, and the fate of Palestinian refugees. But moving forward now on the basis of territory and security provides a foundation to resolve those two issues in a way that is just and fair, and that respects the rights and aspirations of both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Now, let me say this: Recognizing that negotiations need to begin with the issues of territory and security does not mean that it will be easy to come back to the table. In particular, the recent announcement of an agreement between Fatah and Hamas raises profound and legitimate questions for Israel: How can one negotiate with a party that has shown itself unwilling to recognize your right to exist? And in the weeks and months to come, Palestinian leaders will have to provide a credibl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our Quartet partners, and the Arab states will need to continue every effort to get beyond the current impasse.
I recognize how hard this will be.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has been passed on for generations, and at times it has hardened. But I’m convinced that the majority of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would rather look to the future than be trapped in the past. We see that spirit in the Israeli father whose son was killed by Hamas, who helped start an organization that brought together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who had lost loved ones. That father said, “I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only hope for progress was to recognize the face of the conflict.” We see it in the actions of a Palestinian who lost three daughters to Israeli shells in Gaza. “I have the right to feel angry,” he said. “So many people were expecting me to hate. My answer to them is I shall not hate. Let us hope,” he said, “for tomorrow.”
That is the choice that must be made — not simply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but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 a choice between hate and hope; between the shackles of the past and the promise of the future. It’s a choice that must be made by leaders and by the people, and it’s a choice that will define the future of a region that served as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 and a crucible of strife.
For all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we see many reasons to be hopeful. In Egypt, we see it in the efforts of young people who led protests. In Syria, we see it in the courage of those who brave bullets while chanting, “peaceful, peaceful.” In Benghazi, a city threatened with destruction, we see it in the courthouse square where people gather to celebrate the freedoms that they had never known. Across the region, those rights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are being claimed with joy by those who are prying loose the grip of an iron fist.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scenes of upheaval in the region may be unsettling, but the forces driving it are not unfamiliar. Our own nation was founded through a rebellion against an empire. Our people fought a painful Civil War that extended freedom and dignity to those who were enslaved. And I would not be standing here today unless past generations turned to the moral force of nonviolence as a way to perfect our union — organizing, marching, protesting peacefully together to make real those words that declared our nation: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ose words must guide our response to the change that is transforming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words which tell us that repression will fail, and that tyrants will fall, and that every man and woman is endowed with certain inalienable rights.
It will not be easy. There’s no straight line to progress, and hardship always accompanies a season of hope. B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founded on the belief that people should govern themselves. And now we cannot hesitate to stand squarely on the side of those who are reaching for their rights, knowing that their success will bring about a world that is more peaceful, more stable, and more just.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Applause.) Thank you.

光義行動─高等法院前加油聲援陳總統

2011-06-03T16:48:00.000+08:00

2011年6月3日早上9時(全日)
台北市博愛路高等法院

從 2011年開始，每月初的 3號是阿扁們到龜山的台北監獄聲援陳前總統的固定時間，不管刮風或烈日，不管星期假日，大家一起來幫阿扁總統加油打氣！期盼阿扁總統能早日被釋放！尤其要關心的是陳前總統目前的健康狀況。

光義行動─高等法院前加油聲援陳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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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_0525_「非暴力抗爭第五講」：一種抗爭的積極技術

2011-05-26T23:20:00.001+08:00

時間：2011年5月25日(三) 暗時7點
地點:立法院前公投盟的「建國基地」
公投護台灣聯盟主辦

主講人：蔡丁貴教授

無論專制統治者再怎麼強大，也會有一點致命的弱點！

金剛不壞之身阿基里斯的致命傷－－「腳踝！」

美麗的女海神蕾蒂斯生下一個孩子，這孩子被預言將成為希臘最偉大的英雄，他的名字叫做阿基里斯。
母親蕾蒂斯為孩子阿基里斯打造金剛不壞之身:
蕾蒂斯乍聽這預言又驚又喜，她把新生兒帶到聖河，雙手緊緊握住阿基里斯的腳踝，將這孩子幾乎完全浸到聖河裡。經過聖河洗禮的阿基里斯，從此擁有一副與眾不同的金剛不壞之身。不料
長大後的阿基里斯果然驍勇善戰，他為希臘建立不少偉大的功勳。所以在他的生命中，只有勝利與榮耀，他是失敗、挫折、疾病、災難等的絕緣體。直到特洛伊戰爭改變了這一切。
蕾蒂斯求助宙斯支援阿基里斯以攻取特洛伊城:
特洛伊城的王子帕里斯劫走了希臘皇后海倫，阿基里斯奉命不計任何代價，必須救回皇后海倫。
一向戰無不克的阿基里斯，經過九年苦戰，卻依舊攻不下特洛伊城。這時愛子心切的蕾蒂斯心焦如焚，於是隻身前往奧林匹斯山，向眾神之王宙斯求助——以「自己」為代價。終於，在宙斯與眾神的協助下，眼看著阿基里斯就要拿下特洛伊城，不料.......
帕里斯射中阿基里斯的致命傷－－腳踝:
阿波羅向帕里斯洩漏了阿基里斯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腳踝！」
原來當年蕾蒂斯將阿基里斯浸入聖河時，她雙手緊緊握住阿基里斯的腳踝，這是唯一沒有浸到聖河的地方，如今卻成了阿基里斯的致命傷。
帕里斯毫不猶豫地舉起他的弓箭，射向阿基里斯的腳踝，同時也穿透了蕾蒂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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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爭第五講」：一種抗爭的積極技術

一個簡單的深度觀點
    非暴力行動，或非暴力抗爭，是一種行動的技術，利用這個技術民眾可以限
制與切斷統治者或其它壓迫者的權力來源，並且可以動員自己的權力潛能轉化成
為有效的權力。這種技術是建立於前面章節所討論政治權力之理解的基礎上。
    這個理解顯示，統治者與階級體制的權力，無論多麼獨裁，直接依賴於民眾
的服從與合作。這種服從與合作，又依賴於民眾以同意他們的行動或不採取行動
來支持統治者的意願與許多協助。人們可能因為他們正面贊成統治者或他們的命
令而服從與合作，也可能因為他們受到恐嚇、害怕受到處罰而屈服只好服從與合
作。
    然而，儘管有這些處罰，抗議、不服從、不合作的行動還是經常發生在許多
社會中。有時候，這些在過去曾經具有重大的意義，如同在第一章所提到的。
    非暴力抗爭並不需要接受一個新的政治理論或一個新的道德或宗教信仰。從
政治的意涵來看，非暴力行動是基於一個非常簡單的深度見解:人民並不總是按
照告訴他們去做什麼而去做，有時他們會去做他們被禁止做的事情。被統治的當
事人可能不會遵守他們反對的法律;工人可能會停止工作，這可能會癱瘓經濟;
官僚機構可能會拒絕執行指示;士兵與警察可能會對施加鎮壓變得寬鬆，甚至造
成兵變。當所有這些事件同時發生的時候，統治者的權力會受到減弱，並且可以
解體。
    這個非暴力抗爭的技術曾經應用於針對各種不同的對手。所謂「對手」在這
裡是指相對的一方，無論是團體、機構、政權、侵略者、或者很少的時候是一個
人，針對這些對象啟動非暴力的抗爭。通常的情況下，這些衝突中最困難的是那
些針對當前國家的統治者或國家所支持的群體。不過，這項技術也適用於針對不
是那麼強大對手的衝突。在這些衝突中，每宗個案的議題各有不同。它們可能不
僅包括政治，而且社會、經濟、宗教與文化的議題。
    當人民否定他們對手的合法性、拒絕合作、撤銷協助、並且堅持不服從與反
抗，他們就剝奪了他們對手的基本人力協助與合作，這些協助與合作正是任何政
府或階級體制所必須的。如果對手是高度依賴於這種協助，而且抵抗者拒絕合作
與不服從有足夠數量與足夠長的時間，並且在鎮壓之下可以堅持，這些所謂的「統
治者」或是主宰的菁英就會變成只是人民的另一個團體。這是這種類型之政治抗
爭的基本假設。

啟動衝突抗爭的一個方法

    非暴力行動是一個通稱，涵蓋數十個包括抗議、不合作與介入干預的具體方
法。在所有這些行動裡面，抵抗者以採取行動一或者拒絕行動一某些除了肢體暴
力之外的行動來進行這樣的衝突抗爭。
    非暴力行動可能涉及「不作為」的行動，也就是說，人們可能會拒絕執行他
們通常會執行的行為，這些可能是習慣的作為、或是法律或規章的規定。或者，
人們可能會投入「有作為」的行動，也就是說，人們可能會執行他們通常不會執
行的行為，這些可能不是習慣所預期的、或者是被禁止去做的。或者，這種類型
的抗爭可能包括不作為與有作為的「組合」的行動。非暴力行動絕對不是一種被
動的技術。這是一個行動，而它是非暴力的。
    雖然進行衝突的非暴力手段在過去受到廣泛的應用，它們並沒有得到很好的
理解，或者它們已經與其它的現象混淆不清。這種誤解與混淆往往降低了嘗試使
用這種技術的有效性，從而讓抗爭所針對之對手的政權或政策得到好處。如果將
這種類型的抗爭錯誤地標示等同於軟弱與伋動、誤認為和平主義、與暴亂或游擊
戰爭糾纏不清、或將它認為是一種不需要仔細準備的行動，甚至可能不會有非暴
力抗爭，或者如果有非暴力抗爭，這些努力很可能也是無效的。
行動方法的分類

    至少有198種非暴力抗爭的具體辦法已經得到確認。這些由三個活動的主要
類型而構成。第一大類是所謂的非暴力的抗議與遊說。例如在這些形式的活動之
中實行者以象徵性的行動來表達意見，以表示支持或反對一項措施`一個政策`
一個團體或一個政府。許多行動的具體方法都屬於這一類。這些行動包括書面聲
明、請願、散發傳單、糾察，佩戴符號、象徵性的聲音、守夜、唱歌`遊行`模
擬的葬禮、集會抗議、沉默、以背部面對，等等還有許多。在許多政治的情況下
這些方法是相當溫和的，但在一個高度壓迫的政權之下這種行動可能是嚴峻的挑
戰，並且需要很大的勇氣。
    第二類方法是不合作，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類別，它可能有社會`經濟與政治
的形式。在這些方法中，人民拒絕繼續往常合作的形式，或拒絕開展新的合作形
式。根據其本質，這種不合作的效果比採用非暴力抗議與遊說的方法`對既有已
建立的關係與運作體系更具破壞性。這種破壞的程度取決於發生行動之體制`人
民拒絕參與之這個活動的重要性、採取之不合作的具體形式、那些團體拒絕合作`
有多少人民參與、以及這個不合作可以繼續多久。
    社會性之不合作的方法，在其它方法之中，包括社會的抵制`逐出教會`學
生罷課、留在家裡、與集體失綜。
     經濟不合作的形式被分為(l)經濟抵制、及(2)工人罷工兩類。這些經濟
抵制的方法在其它方法之中，包括消費者的抵制、停止繳付租金、拒絕財產的出
租或出售、鎖在外面、提領銀行存款、拒繳交支付之款項與國際貿易禁運。工
人罷工包括:抗議性的罷工、囚犯的罷工、怠惰性的罷工、總罷工、及經濟性的
罷市等等及其它方法。
    政治性的不合作是一個更大的子類別。它包括對效忠的保留或撤銷、抵制選
舉、抵制政府聘雇或是職位、拒絕解散現有的機構、不願意遵守或怠慢、變相的
不服從、公民不服從、司法的不合作、故意的沒有效率、執法人員選擇性的不合
作的、下屬政府單位的不合作、與中斷外交關係。
    這些非暴力介入干預的方法都會積極地以蓄意的干擾方式破壞政策或體制
的正常運作，無論是心理、生理、社會、經濟或政治上的。在這些眾多昀方法之
巾，有禁食、靜坐、非暴力的突襲、非暴力的阻塞、非暴力佔領、設施的過度負
荷、替代性的社會機構、替代性的通訊系統、反向罷工、留在廠內的罷工，非暴
力佔有土地、蔑視封鎖、佔有資產、選擇性的惠顧、替代的經濟機構、行政體系
的過度負擔、尋求被監禁、雙重主權與平行政府。
   這些及許多其它類似非暴力抗議與說服、不合作、非暴力介入干預的方法構
成非暴力行動的技術。

要成功的必要條件

    非暴力抗爭的運作不是依靠魔術。雖然非暴力的抵抗者已經有很多次的成功，
但是他們並不是每次都成功，當然也不是不會付出代價。只是單純地選擇非暴力
行動來進行衝突的抗爭並不能保證一定成功。
   許多過去的抗爭，只有部分成功。有時候，一個勝利是短命的，因為人民沒
有好好利用它來鞏固勝利的戊果，也沒有有效地為他們的自由抵抗新的威脅。在
其它的情況下，一場運動的勝利贏得了讓步，但是仍然需要新的抗爭以完成完整
的目標。雖然如此，在某些情況，重大的勝利還是在許多人認為以非暴力抵抗是
不可能的情況下完成目標。
   不過，有一些過去非暴力抗爭的案件並未能實現它的目標。這種挫敗的發生
都有各種不同的原因。如果抵抗者是軟弱的、如果使用之具體方法的選擇是不適
當、或者如果抵抗者變得害怕與受到恐嚇而屈服，那麼他們是不可能獲得勝利的。
如果抵抗者缺乏啟動抗爭以獲得最大效益的戰略，他們成功的機會將大大被縮減。
在進行非暴力的抗爭中，真實的力量與明智的行動是沒有替代品的。
   參加一個非暴力的抗爭不會使個人免於被監禁、傷害、受苦、甚至死亡。正
如同在暴力衝突中，參與者經常會因為他們的反抗與不合作而受到嚴厲懲罰。然
而，非暴力抗爭曾經發生過的勝利，會有較少的傷亡，甚至沒有-，通常在非暴力
抗爭的傷亡人數明顯少於那些為了類似的目標而採取暴力之類似的抗爭。
   對這個技術做更多的考量將幫助我們評估其潛在的相關性與潛在的效益。因
此，讓我們回顧非暴力抗爭的運作。
非暴力抗爭的使用與效果
   非暴力抗爭可以作為以暴力對抗社會內另一個團體、對抗另一個社會之團體、
對抗自己政府、或對抗另一個政府的替代品。
    很多時候，只有非暴力之抗議與遊說的方法可以用來試圖影響對手及其他人
的意見。這種行動可以影響對手的道德權威或合法性。不過，這些方法都是比較
軟弱的。
   許多不合作的方法更為強大有力，因為它們可以潛在地減少或切斷對手之權
力來源的供應。這些方法需要大量的參與者，通常這些團體與機構都以拒絕合作
的方式參與。
   非暴力介入干預的方法可以由大小不同的團體加以應用。有一些這種方法一
例如在辦公室靜坐一只需要較少的參與者就可以作出比不合作的方法還要重大
的影響。至少從短期來看，這些方法通常比不合作的方式對現狀更具破壞性。不
過，其中一些的這種方法可能經常會遭遇到極端的鎮壓。為了達到他們的衝擊，
這些抵抗者必須準備承受這個鎮壓，而能夠堅持自己的非暴力反抗。除非參與者
的數目非常龐大一例如在市中心街道上大規模的靜坐一應用這些方法可能無法
維持較長的時間。傷亡人數有可能很嚴重。
   這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準備進行非暴力抗爭的人，必須很小心地選擇他們要
使用的方法。被選擇出來的方法應該打擊在對手的弱點上、利用抵抗者的優勢、
可以與其它的方法結合而相輔相成。為了達到最有效，這些方法也必須按照整體
抗爭的總體大戰略來做的選擇與執行。總體大戰略必須在選擇這些特定的方法之
前就要發展完成。小型有限之運動的總體大戰略與策略將在第四部中討論。
    使用非暴力行動的不同方法，它的影響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個影響的大小要
看應用這些方法之體制的本質、對手政權的類型、它們應用的範圍、應用這些方
法之個人與團體在體制內正常的角色、使用非暴力行動之團體的技能、有無使用
衝突的明智戰略、而且最後、非暴力抵抗者抵抗來自對手鎮壓的相對能力、及堅
持自己的不合作與反抗而不會陷入暴力。
(內容出處: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手稿。)

台灣民族解放講座─非暴力抗爭(四)要如何抵抗暴政

2011-05-20T23:54:00.001+08:00

時間：2011年5月18日（三）19:00
地點：立法院前公投盟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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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要如何抵抗暴政
同意與同意的撤銷
服從的每一個理由，無論是自由意願的同意或害怕制裁(受到恐嚇的同意)，
必須透過個人的意志或違反個人的意志而產生服從。當前服從的原因，必須讓民
眾理解到有足夠理由的基礎而服從。不過，符合或違反個人的意志可能會隨著新
的影響、事件與力量而以改變。在不同程度上，個人的意志可以發揮主動積極的
角色，以產生服從或不服從。這個過程可以在人數很多的情況下發生。
個人在服從與不服從之間的選擇會受到一個可能是短期或長期對服從或不
服從、或兩者組合之言評估結果的影響，這會因人而異。如果當事人認為服從的後
果比不服從的後果較差，那麼不服從就更有可能了。
服從只存在於一個人遵守命令的時候。如果你被判處監禁，心甘情願地步行
到監獄，你是服從的。如果您是被拖著才到那裡，你就是沒有服從。’
生理上的強制可能會產生一些效果，但是，因為它只會影響到身體，它也不
一定產生服從。只有某些類型的目標才能夠對抗命的當事人以直接生理強制的方
式達到目標，例如移動他們身體、防止他們移動身體、奪取他們的金錢或財產、
或者殺害他們。但是，這些行動並不一定會獲得服從。絕大多數統治者的命令與
目標只有在當事人為了某種理由願意去執行才能獲得實現。(即使把拒絕開挖一
條水溝的這些人槍殺，一條水溝還是沒有被開挖。)不是制裁本身會產生服從，
而是害怕制裁。

黃越綏─獨愛台灣參選總統記者會

2011-05-16T22:21:00.000+08:00

格局夠大者自然能擔天下.擔心黃老師要不要選.先耽心民進黨內部初選的傷痕.不然也是白搭.做一個社運者或獨立運動者.應該以選舉做為運動目標的過程.而不是防堵跟現實與模黑.慚愧人性的現實!我支持台灣獨立總統叄選人黃越綏.這是我的選擇！

邀請

獨愛台灣

我們的主張

「住民自決，公投建國」

國家發展需賴全國人民參與

城鄉進步由居民生活智慧累積

堅持理念願景才能實現

時間：2011/5/16（一）上午10：3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樓402AB室（100台北市徐州路2號）

黃越綏宣布參選總統記者會，歡迎見證歷史！

黃越綏─獨愛台灣參選總統記者會

黃越綏參選總統記者會─競選歌曲、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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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新傳奇─(競選歌曲) 詞：黃越綏曲：古林
窗外風微微
雖然日子有喜也有悲
天未光以前兮暗暝
總是乎阮想起伊
親像中秋兮月光圓
將美夢照著我甲你
心內只要有台灣伊
阮著呣驚落葉打離枝
阮對伊兮愛無人可比
阮對伊兮信心代代情綿綿
只要咱不離不棄
共同為伊創造新兮傳奇

參選宣言：

我為什麼要參選總統
台灣是我的祖國和母親的大地，這顆座落在太平洋
上的美麗島嶼，她像珍珠般地從被創造、生長、茁壯、
發展一直演變到成為一個擁有人民、政府和主權的所
在。
打開台灣人的奮鬥史，可說是血淚斑斑，國恨家仇
且滄桑不堪回首;長期以來在列強的瓜分，殖民的賤踏
到妾身末明的國格污蔑，雖然目前擁有23,I62,123的人
口，但卻敲不響聯合國的大門。全世界很少像台灣的現
象，即使在太平盛世不少人都擁有雙重國籍，似乎對台
灣前途的安全不抱信心。
其中主張被中國統一的人，其實並不願用實際行動或
果斷地申請入籍中國，而主張台灣獨立的建國者，則在
有權革命無力造反的烏合之眾下，團結力量逐波在政黨
輪替與選舉氣候的消長下遞減，至於其他的普羅眾生，
則對中共極權下的民主化改革尚存幻想，用著逃避的心
態妥協在無奈的沉默中。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除了不擇手段地達到其統戰的目
標外，極權下的中國可曾真正了解過台灣人民的需要?
而台灣人民又曾幾何時納稅或效忠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更別忘了823炮戰(1958年8月23日)中國攻打金門、馬
祖時，我方犧牲了440餘人的生命(這些人並不分省籍與藍綠)
，仇恨可以淡忘但歷史的教訓不能遺忘，世界何其大，中
國不過是新崛起的鄰邦，但既不是台灣的宗主國更非台灣
的一部份，我們可以友善對待但不容許國家主權受侵犯。
文學家口中的「生活習慣了的地方就是故鄉」，台灣
只有靠全體人民的勇氣和決心凝聚愛士、愛鄉與愛國的情
操，才能讓我們不再淪為列強砧板下的殖民地或變成一個
國號不被承認的亞細亞孤兒。
中華民國早在1949年就在一中的原則下被中華人民共
和國取代和消滅了。因此傾中、媚中、效中的麻醉下，採
取不統、不獨、不武的策略將只會坐以待斃。而且在中國
的近代史上，國民黨恐怕只落得是個拒抗日，席捲故宮博
物，逃難流亡台灣的叛黨，而民進黨更只是一個本士的亂
黨罷了。事實上只有建立新台灣國，中國國民黨才有歷史
存在的價值，因為它不但與廣大的台灣人民結為命運共同
體且共創了新興國家的民主里程碑。
茉莉花的香味旱已芬芳了世界，而台灣原生百合花正
在遍地開花，中國人愛國不愛黨，為何台灣人唯獨愛黨不
愛國?只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可以依賴，覺醒
吧!台灣人民，獨立建國的號角愈來愈近了，寧可戰死街
頭也不願鬱死在心頭，願機會總是留給身心靈都充滿善念
的愛國者。
國家發展需賴全國人民的參與，城鄉進步由居民生
活智慧累積，堅持理念願景才能實現，我們的主張是「
住民自決、公投建國」同胞們!台灣建國、制憲、非選
項而應是全民努力的目標與意向。
有人嘲笑我的參選是唐吉訶德，又有人批評我是癡
人說夢話，但不論如何有生之年若不能親眼目睹台灣獨
立建國成功，我的墓誌銘上將刻著「這裡躺著一位死不
瞑目的台灣人」。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十三》從日本的核災來看建立『非核家園的必要』

2011-05-12T10:30:00.000+08:00

時間：2011年5月11日暗時 7 點

地點 : 立法院中山南路公投盟建國基地

主辦 : 公投護台灣聯盟、台灣教師聯盟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十三》邀請林立正老師演講，演講題目 : 從日本的核災來看建立『非核家園的必要』。

搶救車諾比(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1

The Battle of Chernobyl 搶救車諾比 (正體中文字幕/93min)

搶救車諾比(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2

摘錄自維基百科：

車諾比核電廠事故

車諾比核電廠事故（烏克蘭語：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а катастрофа）是一件發生在前蘇聯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的核子反應爐事故。該事故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廠事故，也是國際核事件分級表（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中第一個被評為第七級事件的事故。因為功率的劇增導致反應爐被破壞，令大量的放射性物質被釋放到環境中。最初發生的蒸氣爆炸導致兩人死亡，而事故中絕大部分受害者的死因都歸咎於放射線。在1986年4月26日的凌晨1點23分（UTC+3），烏克蘭普里皮亞季鄰近的車諾比核電廠，第四號反應爐發生了爆炸。後續的爆炸引發了大火並散發出大量高輻射物質到大氣層中，涵蓋了大面積區域。這次災難所釋放出的輻射線劑量是廣島原子彈的400倍以上。[1] 核輻射塵污染過的雲層飄往眾多地區，包括原蘇聯西部的部分地區、西歐、東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不列顛群島和北美東部部分地區。此外，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羅斯境內均受到嚴重的核污染，超過336,000名的居民被迫撤離。依據前蘇聯的官方報告[2]，約60%受到輻射塵污染的地區皆位於白俄羅斯境內。這次意外引起了眾人對於前蘇聯核能發電工業上的安全顧慮，也減緩了一系列的核能工程進度。同時，此次事件也促使了前蘇聯政府的資訊發放趨向較為透明化。蘇聯瓦解後的各個獨立國家，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至今仍為清理車諾比事件所造成的污染問題及其引起的健康問題付出著極大的代價。因事件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難以精確計算，前蘇聯時期的刻意隱瞞，使得追查犧牲者方面的工作變得更為困難，事實上，前蘇聯政府當局在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已禁止醫生在死亡證明上提及因「輻射線」而死亡[3]。這個災難總共損失大概兩千億美元，通貨膨脹也列入計算。這使得車諾比災難在近代歷史中成為最「昂貴」的災難事件之一。[4] 由國際原子能總署和世界衛生組織所主導的車諾比論壇在2005年所提出的車諾比事件報告中，56人的死亡被歸咎於此事件（47名救災人員，9名罹患甲狀腺癌的兒童），並估算在高度輻射線物質下暴露的大約60萬人中，將近額外有4,000人將死於癌症。[5]此數據包括已診斷出的4,000名兒童甲狀腺癌會造成的死亡（依據白俄羅斯的經驗，存活率接近99%）。綠色和平組織所估計的總傷亡人數是9萬3千人，但引用在一份最新出爐的報告中的數據指出發生在白俄羅斯、俄羅斯及烏克蘭單獨事件在1990年到2004年間可能已經造成20萬起額外的死亡。儘管疏散區域和某些限制地區還有些管制，但是大多數的受影響區域已經被認為可以安全地居住和經濟活動。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十二講》2012年大選我軍的戰略構想

2011-05-06T21:20:00.001+08:00

時間：5月4日(三)暗時7點
地點:立法院濟南路公投盟的「建國基地」
公投護台灣聯盟主辦
蔡丁貴教授主講：2012年大選我軍的戰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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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丁貴教授主講：2012年大選我軍的戰略構想

2011/4/29
    2012年的大選包括立法委員與總統兩項選舉，雖然是體制內的活動，但是對台灣社會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必須嚴肅以對，以謀求台灣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以台灣獨立建國之體制外路線的立場，以總統選舉為主提出以下的觀點，與大家共同思考：
1、社會情勢分析：中國黨極度傾中；民進黨往中間靠攏；獨立建國理念缺乏支撐力量。戰略定位上，我們體制外獨立建國路線陣營是「我軍」，體制內路線的民進黨是「友軍」，非法殖民統治體制的馬統（縮小敵人的打擊面）是「敵軍」。
2、戰略與戰術上，我軍必須聯合友軍，推翻敵軍。
3、因此在選戰過程中，不要過度打擊友軍，戰法上可以宣稱，我軍的政見對台灣最好；友軍政見尚可，但有不足必須努力；敵軍政見有害台灣、不可接受，必須將之打倒。
4、戰術上必須爭取敵軍內部支持者與第三者對我軍的同情，也必須爭取友軍民進黨對我軍產生合作的期待。
5、體制外路線必須提出獨立參選的候選人，透過選舉活動的宣傳，公開宣傳正確的理念與社會公義政見。
6、在進入大選投票至少45天之前舉辦民調，以決定體制外與體制內各自候選人得到之支持度，決定最後與馬統決戰的本土派代表人。
    這是兩條路線聯合作戰的計畫，戰略目標之一就是組織集結體制外路線的民眾力量。大選之前民調如果我軍輸了，可以退讓然後幫助民進黨去選。如果大選民進黨贏了，我軍才能與體制內的民進黨制衡；如果友軍的民進黨不幸大選失敗了，以後就是我軍直接與敵軍對陣了。
    就戰術上，這很困難拿捏。我們戰術上打得好，體制外路線之我軍至少在這次大選之後才有異軍突起的空間，如果掉入內部矛盾，可能會陷入困境。請大家謹慎行事，顧全體制外路線生存之大局。務必請大家在語言使用上力求準確，才不會掉入內部矛盾而妨害戰略目標的完成。
    這樣的構想，請大家多多支持並推廣。所以不要公開對友軍批評宣戰，而是要正面地公開宣傳我軍正確的理念與政見。可以預期許多友軍或其支持者會對我軍發動質疑分裂的攻擊，請大家要耐得住氣，不要使用情緒性語言回嘴。我軍的氣勢與姿態必須讓台灣社會看到，我軍要比友軍的素質更優雅、理念也更正確，這樣大選前的民調我軍不論輸贏，都會帶給台灣人民一個未來獨立建國的希望。獨立建國目標未完成之前，選舉輸贏只是一個中間過程，我軍必須逐步幫助獨立建國路線的組織力量，才能真正帶領台灣人民進入上天賜予的民主自由寶地。
    這個文件歡迎傳送給願意加入體制外獨立建國路線之我軍的行動者與友軍支持者。希望大家保持更好的默契與合作。這樣的構想與戰略觀，台灣社會可以很快接受的民眾恐怕還不會太多，期待各位先進帶領正確的風氣，將獨立建國的路線導正，這樣，獨立建國的戰略目標就指日可待。大家加油！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第十一講》尤清

2011-05-02T23:38:00.000+08:00

時間：4月27日(三)暗時7點
地點:立法院濟南路公投盟的「建國基地」
公投護台灣聯盟主辦

尤清縣長(前台灣駐德國代表)
早年曾赴德國留學五年，1978年獲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1989年至1997年間，任職台北縣縣長。1998年參選立法委員落敗，於2001年和2004年代表民主進步黨參選立法委員。2006年，有意參加台北市長選舉，在最後一刻前往民主進步黨台北市黨部登記時，遭黨部以「所攜證件不符規定」為由拒絕。
2007年出任中華民國駐德代表，9月9日抵柏林履行職務。著作有《監察院春秋》、《立法院風雲》、《尤清選集》、《尤清對話》、《你站在哪一邊》等書。2010年5月23日，民主進步黨第13屆黨主席選舉獲總得票數8406票及得票率9.71％，敗給尋求連任的蔡英文。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第十一講》尤清 (播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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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清─台灣有權開展更多的國際空間
一、李登輝為德不卒、陳水扁力有未逮、馬英九活路變死路
    兩蔣後二十五年來，歷任李登輝、陳水扁以及馬英九總統對於國家定位及兩岸政策
    都膽前顧後，搖擺不定，功過互見。
    自一九九一年來，李登輝六次主導修改憲法增修條文，「為因應國家統一前需要」
    (前言)，且將中華民國分為「自由地區」及「大陸地區」，仍末剪斷中國的臍帶。
    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應德國之音訪問將兩岸定調為「至少特殊國與國關
    係」，顯然由「一中兩區」搖擺到「兩個中國」;同年八月一日大陸事務委員會又聲
    明一個中國的概念是未來，非現在。國際法學者James.R.C，awfo，d認為台灣政府未
    明確主張與中國切割，也因之不承認台灣為與中國分開之國家(詳參Crawfo，d著
    TheCreationofStatesinlnternatonalLaw2006.P.219)。李登輝執政十二年，雖掌握國
    會絕對多數，惜末當機立斷全面修憲或制憲，更進一步確立台灣國家定位，他只藉
    新聞訪問略抒情懷，終未能解脫一中桎桔，真是為德不卒!
   二OOO年台灣政黨輪替，在陳水扁總統及呂秀蓮副總統領導之下，倡導台灣中國
   一邊一國的兩岸政策，並積極追求正名、制憲及加入聯合國，以建立正常化國家，
   可惜民進黨在立法院未過半席次，相關法律案，都難予通過，更遑論制憲，陳水扁
   力有末逮。
   二OO六春天馬英九呼應李侃如(K.Lioberthal)教授(曾任助理副國務卿)之兩岸
   中程協議並援引modus vevindi(活命模式)，以形成二OO八年當政後的「活路外
   交」。在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機之際，外交界倡議modus vevindi，促成美蘇英法四強
   簽訂柏林協議，為僵局找活路，但他們強調伯林前途留待末來決定。他們為後世留
   活路!現在馬英九推動「活路外交」在北京「一中原則」進行，却跳進一中陷阱，
   也阻斷後世決定台灣前途的自由權利，他為眼前「活路外交」，却構築後世的「死
   路」!
二、事實國家(de-facto-state)與禁用武力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我在立法院以「事實政權與禁用武力」為題向行政院長俞國
    華提出總質詢。當時我主張:
    (l)如果有國家要承認我們也是法理國家(de-jure-state)，當然是求之不得的。
          退而求其次，我們只有主張作為「事實政權」(de-facto-regime或稱事實國家
          de-facto-state)。這是不得已的作法。主張作為事實政權在對抗中共武力侵略
          上，是有相當的國際法意義與價值。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之規定，「國家」
          (state)之間爭端，只能以和平方式，而不能以武力解決，而且其禁用武力
          保護對象，不但包括聯合國的會員國，而且也包括非會員國。但保護的對
          象固為國家(state)，是否也包括穩定的事實政權?在聯合國成立的初期，
          有肯定說與否定說雜然並陳。
   (2)嗣後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印度進軍海德巴(Hyderabad)，一九五O年北韓武力
          進政南韓等爭端之後，在國際法之理論與實務界皆採肯定說，禁止「事實
          政權」使用武力侵犯他國，也禁止他國以武力侵犯「事實政權」。在韓戰爆
          發之後，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北韓以武力強
          暴攻擊大韓民國為破壞和平」。在美蘇爭論過程中，起初，蘇聯代表曾主張，
          南北韓並非兩個「國家」，而是一個「國家」分為兩個對立團體所占領的兩
          部份。後來，美國出兵朝鮮半島，蘇聯代表反而主張，美國構成對於北韓
        之武力侵略，並不因美國未承認北韓作為一個「國家」而有改變。等到中
        共進軍朝鮮半島，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又認為雖未承認中共，但中共作為
        「事實政權」，竟然以武力侵犯南韓，也違反聯合國憲章禁用武力的條款。
        換句話說，事實政權也不得以武力侵犯其他國家。
(3)依聯合國實務上，如果作為一國的一部份，而非「事實政權」，則不適用解
        決國家間的爭端禁用武力的條款。例如一九六O年中共出兵佔據西藏，雖
        然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認為西藏人權受侵害，但並不認為西藏是一個國
        家，而只呼籲應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其文化與宗教的特殊性。經
        過二、三十年後，上個月(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抗暴運動，國際間仍然
        持同一見解。從西藏的前例來檢討，不能讓國際間認為臺灣，如同西藏一
        樣，是中國(共)的一部份，免得等到中共對臺灣用兵，也不龍適用禁用
        武力的條款!
經過二十多年後，我擔任駐德全權代表，於二OO八年五月四日在柏林舉辦「台
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研討會，特邀昔日我在Max-Plank研究院國際公法研究
所的同儕，國際法權威JochenAbr.Frowein教授以「台灣在國際公法上的地位與
身受限制的國際公法主體」為題發表演說。他肯定台灣民主轉型成功，可惜未得
大多數國家承認，但至少台灣是穩定的事實政權，為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禁
用武力原則)所保護。北京二OO五年所制訂的「反分裂法」，顯然違反聯合國
禁止用武原則。
三、未得普遍承認、，台灣也能發展國際空間
台灣是民主的主權國家，與民主國家共同享有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及社會
公義等基本價值。台灣不僅具備國家構成要件，亦符合歐盟承認新國家之標準。但
國際上，現實政治(Realpolitik)橫行，台灣未獲普遍外交承認。
國際法學者對於未獲普遍承認而長期穩定存在之國家，稱之為事實政權，或稱為事
實國家。
依據國際法之理論及實務，皆承認事實國家(或事實政權)之國際法地位，並確認
「事實國家J有權與其他國家交往並參與國際社會(參照德國JochenAbr.Frowein
教授著Das de facto-Regime im Volkerrcht 1968;美國Scott Pegg教授著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FactoState，1998)。
台灣雖未獲美、日、歐盟各國之外交承認，但台灣是一個事實存在之國家，仍為國
際法主體，而有一定國際法權利與義務，因此台灣主張:
(一)確立官方之代表地位:為有效執行並增進雙邊關係的各項業務，各國應確
       立台灣駐外代表機構之官方地位。
(二)簽訂條約或協議以促進互惠關係:各國應慎重考慮與台灣簽署諸如「互免
       雙重課稅」、「司法互助」、「禁止有害廢棄物越境移轉」等雙邊協定，以推
       動商務往來、環境保護、打擊犯罪及反恐等工作。
(三)承認台灣國家訴權:台灣的政府可在國際法院、海洋法法院等國際性法院
       及各國國內法院起訴或被訴。
(四)高層互訪:高層政府官員(持別是外交部長)互訪，有助於加強彼此關係。
(五)支持台灣加入國際關係:除聯合國之外，WHO、IMF等攸關國家及人民權
       益之國際組織，台灣也應爭取支持加入。
台灣透過多元活潑的外交活動，一步一步地由事實國家de-facto-state邁向法理國家
de-jure-state。                                  (2011.3.7完稿)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第十講》

2011-04-22T19:24:00.000+08:00

主講人：王獻極(台灣國創辦人)
講題：我的社會運動經驗
時間：2011/04/20(三)晚上7點
地點：立法院濟南路公投盟的「建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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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特別費除罪化不應排除國務機要費

2011-04-22T09:17:00.000+08:00

特別費除罪化就是馬吳特別條款,阿扁總統的國務機要費不適用?幹!這就是中國黨厲害的{帝法},史明說的:差別與分化顯現無疑,這麼多的不公平在台灣凸顯,阿扁早該被放出來了!!!!!!!!!!

時間:2011/4/21/14:30
陳情單位:公投護台灣聯盟、台灣客社、台灣北社、大地文教基金會
受文者:立法院民進黨黨團、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

陳情內容:
    首長特別費除罪化將要三讀通過，中國黨(中國國民黨簡稱)特別
排除國務機要費，然而藍綠都有共識特別費除罪化是歷史共業，難道國
務機要費的關係人是陳水扁總統因而排除在外，難道這又是一樁辦緣不
辦藍的法案?
    中國黨一昧的將陳水扁總統相關事宜惡魔化，將自己的共主馬英九
及其他首長神格化，這就是一種歧視與分化，凡舉馬英九所做的事情都
是要被合理化的，難怪余文會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只要當過
行政首長的藍綠官員都有特別費的問題，然而民進黨不能只拿香對拜，
這樣的行為形同分贓大餅，不能因為要妥協而妥協，讓陳水扁總統國務
機要費的問題被排除在除罪化外，急忙切割的政治利益並不符合社會期
待的公平原則。
    希望民進黨身為本土最大政黨能夠堅持國務機要費必須納入除罪
條例當中，不應該只為了通過解套而放棄整體歷史共業的問題，那怕再
次政黨輪替相關問題依舊存在，如當年妥協通過公投法卻困在鳥籠之
中。而中國黨長期將陳水扁總統司法人權式微，這是眾所皆知之事，其
現行的特別費除罪化，不過是在為馬英九與吳敦義...等人所設下的「騜
法」，因為目前馬英九還有一個特別費案子在特偵組尚未簽結，因為總
統有禮遇條例，任內有相關豁免權，所以整件事情不過是中國黨為了馬
英九如果大選失敗後的解套方法。
    我們不但要為陳水扁總統捍衛公平原則，也要為余文的司法正義發
聲，所以我們要求以下原則:
★陳水扁總統相關的國務機要費要納入除罪化之中，並立即釋放陳總
統，如不將國務機要費納入除罪當中，那麼馬英九市長與總統任內
與相關首長之涉及案件，在公平正義原則之下需繼續調查。
★余文所涉及的特別費之案件，背後首謀者必須完整徹查，以還余文之
清白。
★如果相關法令除罪化後，需有更完善的配套，進行相關監督，捍衛台
灣人民辛苦工作所繳納之稅金。

張銘祐撰-新闆聯絡人092895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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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九講》史明

2011-04-16T09:05:00.000+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運動講座《第九講》

時間：2011年4月13日晚上7點至9點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公投盟基地
主講：史明
題目：史明和你聊聊他的革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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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_0413_抗議中華國紅十字會濫用善款

2011-04-14T16:26:00.000+08:00

時間:2011/4/13(三)下午:14:30
地點: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303號(中時大樓旁)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部

內容: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將捐款的百分之1做為行政之用,甚至在不受監督下濫用台灣民眾之善款,甚至沒有相關法源可以管理,過去天災時台灣人民發會愛心不知道有多少款被挪用,而且{中華民國}並非聯合國的一員,當然國際架構下的紅十字會本來就不包涵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然而過去黨國架構下甚至特別訂定一個自己的法源,不被國際認同,獨厚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這次日本震災台灣民眾捐款18億如果沒有被揭發,民眾根本不知道其中的法源在哪裡?原來他是個假藉慈善的錢坑法案,過去台灣民眾再發揮愛心時,有多少錢被拿去自肥之用,一個不受國際監督的紅十字會,甚至台灣沒有監督法源的紅十字會,必須將台灣人民血汗錢歸還,而政府監督部門必須負起連帶責任.公投護台灣聯盟秉持捍衛台灣公義的前提,號招民眾前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表達訴願與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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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八講》

2011-04-09T09:25:00.000+08:00

時間：2011年4月6日晚上7點至9點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公投盟基地
主講：史明
題目：台灣民族獨立革命的思想武裝與行動綱要(Part 5 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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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七講》

2011-04-05T09:10:00.000+08:00

時間：2011年3月30日晚上7點至9點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公投盟基地
主講：史明
題目：台灣民族獨立革命的思想武裝與行動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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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_0323_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六》

2011-03-28T12:57:00.000+08:00

時間：2011年3月23日晚上7點至9點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公投盟基地
主講：史明
題目：台灣民族獨立革命的思想武裝與行動綱要(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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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五講》史明

2011-03-22T12:11:00.001+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五講》

時間：2011年3月16日晚上點至9點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公投盟基地
主講：史明
題目：台灣民族獨立革命的思想武裝與行動綱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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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護台灣聯盟蔡丁貴教授給大家的一封信

2011-03-16T21:53:00.001+08:00

.蔡丁貴教授-台灣堅持的力量寫於 2011年3月16日 18:12

公投護台灣聯盟公開募款信

敬愛的海內外支持者：

「公投護台灣聯盟」（以下簡稱「公投盟」）於2008年10月25日開始在立法院前靜坐，至今已經將近一千個日子，不畏風雨寒暑在街頭提倡台灣獨立建國意識、台灣民族意識、要求改正「公民投票法」、修改「立法委員選舉制度」、廢除「集會遊行法」、捍衛陳水扁總統的司法人權，只要是毀損台灣意識及涉及不公不義的公共事務，我們這些戰士都義不容辭的走上街頭。因為這是一場台灣人民自我解放的長期抗爭，為了延續能夠在街頭靜坐，所以「公投盟」開始申請路權，兩天三萬元⋯⋯的路權保證金，而且一次需要申請一個月，以防中國黨趁機申請驅離建國基地，這已經不是單單為了「公投盟」，而是關係台灣民族的精神堡壘，所以台灣民族革命導師史明歐吉尚堅決支持繼續維持這個堡壘。「公投盟」為台灣人守著這個攤子，只因為我們要讓這個地方變成台灣人互相交流與學習成長的基地，也希望是人民公義行動的出發點。台灣人尋求自我解放的道路崎嶇坎坷。抗爭獨裁霸權的時候，我們身先士卒：選舉的時候，我們盡可能調派志工前去協助本土理念之候選人，如今甚至每星期三排除萬難在街頭基地舉辦演講。為了突破集遊法的限制，「公投盟」於2010年2月28日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共同創辦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台灣公義行動教會』，今（2011）年的228更有台中市『台灣公義行動教會』的設立。目前「公投盟」經過相當多次的磨合，已經建立相當完善的志工分工，「公投盟」的辦公室以只有三坪大的聯絡空間為中心，並沒有複雜的官僚體系，有的只是台灣民族堅持的力量。今年一月公投盟在一郎餐廳公開募款，多達六十六桌的盛況，表示台灣人相信「公投盟」的堅持，所募得款項一百一十多萬元，加上之前有企業主贊助，每年約有兩百萬元的經費贊助，一半可以提供路權申請保證金使用。但是由於各種選舉的關係，企業主的捐款有了變動，「公投盟」必需另外尋找這不足之一百萬的贊助，才夠支付兩位專職人員之薪資及其他活動經費。為了財務管理的透明健全，我們已經申請立案成立了『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的社團法人帳戶，其稽核作業都經會計師與財務負責人核對與審核。「公投盟」厚顏的再次公開募款實在慚愧，因為台灣民族要自我解放的運動需要長期性的經營，我們所做的是堅持符合台灣人利益與公義的前提之下，當然我們也每星期開會檢討方向與工作，仍然需要你們的協助，不在於金額的多少，而是希望發揮「獻心、獻工、獻金」三獻一體的精神，培育台灣公民社會運動的基礎。再度感謝，無量功德，平安！ *捐贈兩萬元以上將贈送台灣字樣的草書，以表感謝（需至電告之匯款日期與地址） *歡迎大家每月能夠小額長期捐款捐款請寄：E. Sun Commercial Bank, Ltd. Taipei,

Taiwan (SWIFT Code: ESUNTWTP) Beneficiary Name : Alliance of Referendum for Taiwan Account No.: 0532-940-006394 玉山銀行城中分行(代碼:808) 帳號: 0532-940-006394 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郵政劃撥: 50173536 公投護台灣聯盟蔡丁貴總召集人暨全體幹部致謝聯絡電話：02-2392-7590 更多
作者：蔡丁貴教授-台灣堅持的力量

戶名 : 社團法人台灣公投護台灣聯盟促進會

公投護台灣聯盟
蔡丁貴總召集人暨全體幹部致謝
聯絡電話：02-2392-7590

史明─台灣民族獨立革命思想行動

2011-03-10T20:56:00.000+08:00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四講》
史明─台灣民族獨立革命的思想武裝與行動綱要
時間：2011年3月9日晚上點至9點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公投盟基地

主講：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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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運動講座─非暴力抗爭《第三講》發掘權力的根源

2011-03-07T12:11:00.000+08:00

(3/2)晚上七點到九點在中山南路立法院前由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蔡丁貴教授主講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之內容系列演講。

非暴力抗爭被普遍應用於一些小國爭取民族獨立或扺禦外來侵略，以較少的犧牲獲得勝利。最迎的非洲及中東國家也使用非暴力抗爭對抗獨裁政府也有相當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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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問題與權力分配

在過去這個世紀，人們已經獲得了重要的進展，充分地滿足人類的需求，

並且促進了世界各地的自由與正義。不過，嚴重的問題仍然存在，對此，並沒有

簡單的解決辦法。長期存在的衝突、不公不義、壓迫與暴力持續存在，甚至採取

新的形式。

許多這些問題是由那些個人與團體的行為創造出來或維持住的，他仍控制他

們生活之社會的國家機器、利用其豐富富資源、官僚、警察與軍隊，以實施與執

行他們的意志。在許多國家，統治集園從外貌上看起來是如此強大，它可以忽略

它為了獲得它的目標而統治之善良的一面。在其它情況下，某些菁英創造了他們

自己的控制與鎮壓方式，並以暴力強加其意志於國家機器之外。

在國家之內的權力集中與控制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非常殘酷地施加於一羣顯

然無助的民眾。這樣的國家可以實施暴政、發動戰爭、建立或維持壓迫、灌輸民

眾教條與犯下種族的滅絕，這是一個聯合中央控制與制度化暴力行為的機器，讓

現代化的暴政變成可能。

反抗具有強大控制其鎮壓手段之對手，人們會認為自己是壓迫、不公不義與

獨裁攻權的受害者而時常感到軟弱無力、無法挑戰主宰他們的力量。這些受宰制

的團體可能包括經濟被剝削階級、受騷擾之宗教少數群禮、受攻擊或被佔領國家

的人民、企圖種族滅絕的受害者、生活在獨栽統治下的人們、受外國統治的民族、

或受到蔑視的族群或種族團體，等等。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問題的存在是因為有

一個群體有權力將其意志強加在一個弱勢的群體身上。

當面對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權力被認為是來自少數指揮管理體系的人，而

且這些機構能夠運用暴力達到政治目的。因此，對於目的是將民主機構與人權掃

到一旁而不要成為暴君的統治者而言，大家都認為人們是完全脆弱的。他們從來沒

有夢想到，他們可以擁有足夠的權力，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及改變這些關係。

權力被認為是由暴力而來

如果民眾者普遍認為，真正政治的權力來自於暴力，它是「槍管子跑出來的」，

那麼，誰擁有最多其最大的槍、誰就會發現它更容易控制民眾。

大多數這樣的民眾就這樣被動地屈服了。不過，有特候反對現有政權之壓迫以及看到暴力之力量正在排列著要對付他們的這些人們會得到結論，認為他們必須使用一切他們可以調動的暴方來對杭他們的壓迫者。它可能採取的形式有暴力叛亂、暗殺、恐怖活動、或是游擊戰爭。這些行動的結果對受壓迫的民眾往往不是正面的。武裝叛亂不可能成功地超越極其渺小的機率，而且廣大民眾非常有可能遭受大量的傷亡。

在不太可能的情況下，武裝叛亂會成功地擊敗暴方壓迫統治，這些叛軍很可能只是為他們自己建立一個新的統治菁英來柱制這個國家機器。暴力偶而可能驅逐以前的統治者或者主導的菁英，並且以其他之個人或團體取代他們。不過，統治菁英與被宰制民眾之間的實際關係不太可能在根本上因為使用暴力而有所改變，事實上，為了政治目的，暴力可能會有助於權力的更集中與暴力使用的增加。

真正與持久的解放須要社會內部之權力關係的重大改變，而不僅僅是更換人事可已，解放應該意意味著以前受到統治與脆弱之民眾的成員獲取對他們生活更大的控制與對事件更大的影響能力。

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社會，讓人們可以真正地塑造自己的生活與末來,而在其中、壓迫是不可能的，邢麼我們必須探索某它的替代方法，以滿足社會對行使權方之手段的基本需求。我們還必須要在一個更基本的層次上探索政治權力的來源。

政治權力是可變的

認為權力主要來自它行使暴方之能力，及統治者約權力是巨石鐵板一塊、而且是相對永久固定的這些觀黠，是不正確的。權力闕係不是固定而不可改變的。

相反地，國家與社會其它機構的權力能力是會改變的，而且是來自以下項目的相互影響：

‧社會中個別團體行使權力的不同程度，

‧這些不同團體動員潛在之權力變成有效權力的程度，

‧國家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機構及其它有力機構對不同部門之民眾意志的

彈性與反應程度。

一個社會現有權力的分配是非常真實的，但它不是永久性的，而且它不會在任何情況下保特不變，實際上，這個權力分配有時候可能會有急劇而快速的變化。

權力分配的重大改變發生於統治者可以處置的權力來源在受到削弱或撤回的峙候，以前的弱勢團體動員他們未曾使用之潛在權力而轉化為有效權力的時候。

除非統治團體的權力來源受到限制或者中斷，或者弱勢團體之權才來源被動員起來或者強化，或者除非兩者都發生，這些屈服與受到壓制的團體不可避免地在基本上將維持相同的相對權力地位。儘管在社會裡可能發生了住何其它具體的變化，或不論統治者的人事是否發生了變化，這種情形還是正確的。

對政治權力之本質更全面的了解，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權力闕係可以如何從根本上加以改變。相對於認為政治權力是巨石鐵板的看法，它杷政治權力當作是牢固的而且其度持久性的，只能以重大破壞性的暴力行為加以削弱或摧毀，以下的觀黠是更準確的。這個觀點還可以幫助了解如何對現在或未來會實施壓迫的統治者行使有效的控制。

權力的社會觀點

由社會的觀點來看權力，不論它們的外在形式，統治者或其它指揮系統都要依賴民眾的善意、決定、與支持，正因為如此，權力是由社會的許多部門不斷上升出現的，因此，政治權力是脆弱的。權力的力道存在總是依賴它自己的來源得到許多機構與人民之合作的補充─而合作並不必然會繼續下去。

為了控制統治者約權力，必須首先要辨認這些由社會團體與機構提供的權力來源，然後，民眾才能夠在必要的峙候，限制或切斷這些來源的供應。

政治權力的來源

統治者是不論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個人親自擁有行使控制、管理、與鎮壓之權力的一些人。他們擁有多少權力，取決於社會授予他們多少權力。

政治權力的六種來源是：

(1)權威性:這也可以稱為合法性，這個品質導致人們接受這些個人或團

體有領導、指揮、指導、興聽取或要求他人的權利，權威是人民自願接受它的存在，因此並不會強迫實施制栽(或處罰)。權威人士不一定是實際上比較優越，只要這個人或團體被人們認為與被人們接受為比較優越就足夠了。雖然不等同於權力，權威性顯然是權力的一個主要來源。

政治權力的來源

(2)人力資源:統治者的權力會受到服從他們、與他們合作、或向他們提

供特別援助之人數的影響，以及這些協助者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以及他捫組織的形式與範圍。

政治權力的來源

(3)技能與知識:統治者的權力會受到這些合作之個人、團體與機構的技

能、知識其能力的影響，以及他們這些技能、知識與能力對統治者需求的關係。

(4)無形的因素:心理與意識形態的因素，例如對服從與屈服的習慣與態

度，以及對統治者之權力有沒有一個共同的信念、意識形態、或者使命感。

(5)物資資源:這是統治者控制財產、天然資源、財政資源`經濟體系、交通運輸等等的程度，有助於確定統治者之權力的範圍或限制。

(6)制栽:這些曾被稱為「強制服從」，在統治者的處置之下，以制裁或處罰的類型與程度，利用它來對付自己的被統治者以及與其他統治者的衝突，它是權力的一個主要來源。制裁是統治者用來補充自願接受他們權威性的不足，以增加對他們命令服從的幅度。制裁可能是暴力或非暴力的。他們可能是打算對未來的不服從進行懲愆罰或威嚇。殘暴的國內制裁，諸如監禁或處決，通常是要懲罰不服從或防止它在未來會發生，而不是為了要完成一個原始命令的目標。軍事制栽可能用於對抗外敵或內部強烈反對勢力的防衛或者威嚇。

在統治者處置之下，部分或全部這六種權力來源的顯現始終都是一個程度的問題。只在很少的情況下，所有的權力來源會完全提供給統治者，或者完全不存在。

類似於國家結構中政治社會的權力關係，也是存在於其它階級化的機構中，它們的權力也是得到來自許多個人與團體的合作。因此，當這些機構的成員對指揮或控制這些機構的人員有所不滿的峙候，各種形式的異議，不合作與不服從就有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依賴於服從與合作的權力來源

這六項政治權力的來源對建立或維護權力及控制是必要的。不過，它們的可用性會受到不斷的變化而不必然是確保不會變動的。

統治者對民眾與社會的控制如果越廣泛與越詳細，他們就越需要得到個人`團體、組織與政府分支機構的這種協助。如果這些受到需求的「協助者」拒絕統治者的權威，他們就有可能會低效率地執行統抬者的意志與命令，甚至可能斷然拒絕繼續他們往常一貫的協助，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統治者的總體有效權力就減少了。

由於統治者都依賴其他人來操作這個體制，統治者會不斷同時受到直接之助手與廣大民眾的影饗與限制。這些團體對統始者潛在控制最大時地方就是統治者最依靠他們的地方。

例如，讓我們從這個觀點來考慮「權威性」與「制裁」。其它四個權力求源高度依賴於這兩個。

權威性對任何政權的存在與運作是必要的。所有的統治者都會要求接受他們的合法性:他們統治、指揮與被服從的權利，習慣性服從的關鍵是要深入打動心靈，服從以幾乎很少是習慣性的，除非它是忠誠的而不是被強迫的，從本質上講,權威性必頻是自願接受的。

權威性受到削弱或癱瘓必然會被被統治者的性格逐漸傾向對服從的鬆懈。然後就會自覺地決定要服從或是不要服從。服從，甚至可能會被拒絕。權咸性的喪失讓統治者之權力逐漸瓦解，他們權力減少的程度，就是他們權威性被否定時程度。

制裁可能會被用於強制履行服從與合作。不過，統治者的要求比不情願的遵守還要多一些。只要統治者之權威性的接受程度受到限制，制裁是有所不足的。

儘管會有懲罰’民眾可能仍然不會服從或合作以達到所需要的程度。

制裁與屈服之間存在著一個特殊的關係，首先，實施制裁的能方來崗於至少有一些被統治者的服從與合作。其次，這些制裁之有效與否取決於這些受到威脅與施力之被統治者的反應，問題是在沒有威脅時人們會服從的程度是什麼，以及即使會受到懲罰他們會繼續違抗的程度，甚至統治者偵測與懲罰不服從的能力也依賴於現有之服從與合作的行為模式。統治者的部屬越服從，就有越大的機會對不服從與不合作做出偵測與懲罰。

部屬的服從與合作越弱，統治者吻偵測與執法就會越沒育效果。

統治者的權力取決於所有必要之協肋的供給持續可用，這個協助不僅來自個人、官員、員工等等，而且也從附屬組織與機構所組成的整個體系。這些可能包括政府部會、局、科、委員會等等，正如同個人與獨立團體可以拒絕合作，這些單位組織也可以拒絕提供有效地維護統治者的地位、以及使統治者能夠執行他們政策的足夠協助。如果組成這樣一個機構的個人與單位組織不讓它可以執行命令，沒有任何複雜的組織或機構、包括國家，可以做到命令得以執行。

統治者內部的穩定，可以衡量他們控制之社會力量與反對他們之社會力量的強度比例。

服從是政冶權力的核心

命令與服從之間的關係始終就是一個相互影饗與一定程度的互動。也就是說，命令與服從會彼此相互影響，如果沒有預期部屬的服從《無論是被動默許的形式或是主動的同意)，這個權力關係是不完整的，儘管有制裁的威脅或實施。

究其原因，人們服從統治者是多方面的、複雜的、可變的、與相互關聯聯的。

命令與服從會彼此相互影響，一些原因包括以下各項：

.習慣

.害怕制裁

.道德義務

.自身利益

.心理上對統治者的認同

.冷漠不關心

.對不服從缺乏自信心

所有統治者使用他們得到從社會各部分來的服從與合作，以統治整個社會。

管理與執行統治者政策的該部分民眾，最有可能在那些責任之下必須服從與合作，因為對道德義務其個人自身利益的感受，特別是涉及到經濟利益、特權、與地位的動機。

大多數人在一般民眾中是習慣性地服從。然而，一般民眾中、甚至在這些管理者與執法者的服從程度，永遠都不是固定的，它也不會是自動的，也不會是均勻的，也不具有普遍性。由於服從的理由是始終在改變，服從的程度也在改變，這要看涉及之個人與當時的社會及政治局勢。每一個社會都有一些範圍，在其中統治者必須說，他們的命令是否會得到服從以及民眾是否會合作。

很少人對一般民眾的不服從與不合作會掉以輕心。不遵守命令之後時常會受到處罰。不過，在某些情況下，民眾之中有些人會變成願意忍受不合作與不服從的後果，包括造成崎不便、受折磨與他們生活的受破壞，而不願意繼續被動地屈服、或對不能再容忍其政策與行動的統治者織續服從。

當服從的理由變得薄弱，統治者可能採用更嚴厲的制裁，或是提供更多獎勵以取得獲得更大服從的保證，不過，即使這樣，統治者所期望的結果是無法得到保證的。一般民眾之意志的改變可能導致他們撤回對統治者的服務、合作、屈服與服從。

這種對合作與服從的撤銷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能會發生在統治者的管理人員與鎮壓的代理人之中。他們的態度與行動尤其重要，沒有他們的支持，壓迫的體制就瓦解了。

當習慣於普遍之服從與合作的時候，統治者總是不會預期廣泛性的不遵守規定，因此，往住在處理強烈之不服從與不合作的時候就會有困難。

(內容出處: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手稿。)[/b]

回頂端

2011_0224_一邊一國迎戰中國C咖的統戰

2011-02-26T15:23:00.000+08:00

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團抵台到高雄等地參訪，藉採購之名行使統戰陰謀；台北的本土社團公投護台灣聯盟租車二部南下到配合台灣南社發動的「二二四高雄大行動」抗議陳雲林。

2011_0224_一邊一國迎戰中國C咖的統戰(左營車站)

2011_0224_一邊一國迎戰中國C咖的統戰(高雄碼頭)

2011_0224_一邊一國迎戰中國C咖的統戰(義大世界)

2011_0224_一邊一國迎戰中國C咖的統戰(相片播放)

2011_0221_台灣主權不容退讓(記者會)

2011-02-22T10:52:00.000+08:00

時間:2010/02/21(一)下午14:30
地點：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台灣北社會議室)
發起單位:台灣北社,公投護台灣聯盟,台灣客社,台灣南社,一邊一國連線

內容:馬英九政府再次讓中國的C咖特使陳雲林來台灣,藉以購買台灣商品之名義行使統戰之陰謀,一切都如此的明顯,這次將到本土執政之縣市,前幾日蔡英文主席也要求要尊重民意,至此同時傳出有些民進黨縣市首長,將要進行接待的
動作,實在不符合台灣中國一邊一國之基本價值,所以本土社團將進行告誡的動作,勿與中國黨馬英九政權同流合汙,應當府和台灣人民獨立建國與一邊一國之期待,也不應當讓支持者活在統戰恐懼之中。

2011_0221_台灣主權不容退讓─蔡丁貴、蔡同榮

2011_0221_台灣主權不容退讓─張葉森、李川信

相片播放：

2011_0216_為什麼要選擇非暴力抗爭

2011-02-19T10:25:00.002+08:00

非暴力抗爭？，暴力不是唯一的可能選項。戰爭與其它形式的暴力行為並不是發動尖銳性衝突的普遍形式。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跨越數個世紀與不同文化的差異，有時候就應用另一種抗爭的方式。這個另類技術的基礎就是建立在，有能力擇善固執、有能力拒絕合作、拒絕服從、而且可以對強大的對手加以強力的抵抗。

2011_0216_為什麼要選擇非暴力抗爭(影片清單)

相片連結：

台灣民族自我解放講座《第二講》
為什麼要選擇非暴力抗爭？

蔡丁貴翻譯整理

http://www.facebook.com/?ref=hp#!/profile.php?id=100000354262938&closeTheater=1

所有的衝突都是不相同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許多衝突的世界裡，而且我們有責任面對其中的許多衝突。不是所有的衝突都是相同的。有些衝突比其它的衝突更為重要，而且在一些衝突中涉及的議題比其它衝突中的議題更困難使用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加以解決。

如果議題的重要性是小型有限的，要達成一項協議，困難往往不會太大。潛在上，我們可以分開這個差異、同意在第三種選項、或延緩到以後再來處理某些議題。不過，即使在這些小衝突，具有不滿情緒之團體需要有一個有效的方式可以表達他們的訴求。否則，他們的對手就不會有任何理由認真地考慮這些訴求。

不過，也有許多其它的衝突涉及的是、或者被認為是基本議題。這些衝突都被認為不適合以妥協的方式來尋求解決的方法，這些就是「尖銳的衝突」。

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講座─甚麼是非暴力抗爭？

2011-02-11T20:20:00.000+08:00

     大家新春愉快！新的一年帶給我們新的希望。    世界各地正發生抵抗暴政統治的風潮，突尼西亞的貪腐總統一夕之間落荒而逃，埃及的高壓統治政權眼看朝不保夕。台灣人卻仍然停留在被洗腦的無知漩渦之中，對於台灣人被菲律賓政府遣送至中國，台灣人不是無動於衷、就是試圖要求「流亡政府」出面捍衛台灣的主權，可見台灣人要尋求自我解放還有一段認知上遙遠的距離。
    「公投護台灣聯盟」自2月9日（三）開始提供「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講座」，每週三當日晚上7時起，在立法院的「台灣建國基地」開張，將邀請各界對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有研究之專家學者與大家分享心得，歡迎轉寄這個通知給有興趣的民眾。首場將由蔡丁貴教授主講：「甚麼是非暴力抗爭？」這個近代社會打破各種壓迫體制的知識與技術，對一位長期受壓迫之台灣民族的每一份子，不能不嘗試了解它的奧妙與效果。歡迎大家轉告舊雨新知，共同探討。「非暴力抗爭」之知識與行動就是我們尋求民族解放的武器。希望我們很快可以看到台灣民族光明的日子到來！
    新年的新希望就是可以早日看到台灣人擁有民族自我解放的知識與技術及行動的勇氣，不必萬事都依賴爭奪權位的選舉，其他則束手無策或是畫地自限。

播放清單(影片共6段)

甚麼是非暴力抗爭？(播放清單簡版)

甚麼是非暴力抗爭？ / 蔡丁貴翻譯整理.

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created&&note_id=10150138060687363

一個務實的選擇

非暴力抗爭是由人們做了什麼來加以辨認，而不是以他們相信什麼來辨認。在許多情況下，使用這些非暴力方法的人們，他們認為在道德或宗教方面使用暴力是完全合理的。不過，對於他們目前面對的具體衝突，他們為了務實的原因選擇使用不包括暴力的方法。

只有在極少的歷史情況，領導小組或領導者確實有個人反對暴力的信仰。雖然如此，即使在這些情況下，從務實之關注的基礎上來看，非暴力抗爭往往還是被認為具有道德上的優勢。

不過，認為暴力違反了道德或宗教原則的信仰，並不構成非暴力行動。也不是簡單地缺乏肢體暴力就意味著非暴力行動正在發生。它是一種活動的類型，可以辨認非暴力行動的技術，而不是活動背後的信仰。

在歷史上的案例中，自覺地選擇非暴力抗爭以取代暴力的程度，都有很大的不同。在過去的許多個案，非暴力的行動似乎或多或少都是自發性開始的，很少是特意的。在其它的個案，選擇某個非暴力的方法，例如勞工罷工，其理由只是對特殊情況的特定方法，並沒有進行評估非暴力行動對暴力行動的好處。許多非暴力行動的應用似乎在其它地方有一些模仿的行動。

人們在這些衝突中已經認識到存在一個普遍之非暴力行動的技術，而且以前就了解它的運作，雖然程度上有很大的差異。

在大多數的這些個案，之所以選擇非暴力的手段似乎是因為預期成效的考慮。在某些個案，似乎有好有壞混合的動機、也有務實的動機而主要有一個相對道德上對非暴力手段的偏好。

要用什麼詞彙？

在這些個案及其它案件中，行動的類型被賦予不同的名字，其中一些是有用的，其它有一些是不適當的。這些名稱包括「非暴力抵抗」、「公民抵抗」、「消極抵抗」、「非暴力」、「人民力量」、「政治反抗」與「積極的行動」。「非暴力」一詞的使用，特別是不幸的，因為它混淆了這些大規模行動的形式與道德或宗教非暴力（「非暴力主義」）的信仰。這些信念，自有其可取之處，但它是不同的現象，通常與不同意這個信仰之人們所進行的大型抗爭沒有關聯。要辨識這個技術，我們在這裡使用，並且建議這個「非暴力行動」或「非暴力抗爭」的名詞。

由於對要使用什麼樣的名詞持續的無法精確與挫折，它已經在最近數十年來有需要改進現有的術語以描述與討論這個行動，甚至開發新的單字與片語。因此，簡短的詞彙總表在這本書最後已被列入參考文獻。

揭露錯誤的觀念

除了不幸之詞彙傳達了錯誤的觀念之外，非暴力抗爭中還有其它方面混淆的領域。儘管在近數十年來有新的研究，不準確與誤解仍然相當普遍。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更正：

（1）非暴力行動與被動、順從、或懦弱無關。就正如暴力行動，這些都是在進行抗爭之前必須先要加以拒絕及克服的。

（2）非暴力行動是進行衝突的手段，而且可以非常有力，但它是一個與所有類型之暴力非常不同的現象。

（3）非暴力行動不等同於口頭勸說或只是純粹的心理影響，雖然這種技術有時候可能包括採取行動，運用心理壓力以求態度上的改變。非暴力行動是一種抗爭的技術，涉及在衝突中使用心理、社會、經濟與政治權力進行力量的對抗。

（4）非暴力行動並不依賴於人們天性本「善」的假設。人們為「善」與為「惡」的潛能是公認的，包括極端的殘酷與不人道。

（5）為了有效地使用非暴力的行動，人們「不必要」是和平主義者或聖人。非暴力行動曾經主要地而且成功地被「普通」人實踐過。

（6）以非暴力行動達到成功並不需要（儘管它可能有所幫助）衝突雙方之間共同的標準與信仰、或者高度的共同利益或是心理上的感受。如果對手面對暴力的鎮壓在情緒上對非暴力的抵抗無動於衷，因而沒有意願同意非暴力抗爭陣營的目標，非暴力抵抗者可以使用強制性的非暴力措施。執法困難的問題、經濟損失與政治上的癱瘓並不需要對方同意才能感受到。

（7）非暴力行動至少是一種西方的現象，正如同是一種東方的現象一般。事實上，如果將勞工運動中普遍使用罷工與經濟抵制、受統治之歐洲民族的不合作抗爭、與反抗獨裁的抗爭納入考量，它可能是更西方的。

（8）在非暴力的行動中，不會假設對手將不會使用暴力來對付非暴力抵抗者。事實上，這項技術是有能力對付暴力的操作。

（9）非暴力的行動中並沒有任何能力，可以防止它被用來為「善」與為「惡」的原因。不過，它如果被使用來為了「惡」的原因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就與為了相同「惡」的原因而使用暴力之後果有很大的差別。

（10）非暴力行動並不限於在民主體制之國內衝突。為了有機會達到成功，它並「沒有」必要對比較溫和而且克制的對手發動抗爭。非暴力抗爭曾經被廣泛地用來對付強大的政府、外國的佔領者、專制的政權、獨裁的政府、帝制國家、無情的獨裁統治、與極權體制。這些艱難的非暴力抗爭，在反抗殘暴之對手的時候，有時是成功的。

（11）許多人對衝突都相信的迷思，就是暴力會有很快的效果，非暴力抗爭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看到結果。這「不是」正確的。一些戰爭與其它暴力抗爭已經打好幾年，甚至數十年。一些非暴力抗爭很快就帶來了勝利，甚至在幾天或幾週之內。以這個技術達到成功所需要的時間取決於很多種因素，包括非暴力抵抗者的力量與他們行動的智慧。

是人類本性嗎？

儘管這種類型之衝突的普遍發生，許多人仍然假設非暴力抗爭是有悖於「人類本性」。人們常常聲稱，要普遍實施它就必須要從人類根本上做改變或接受一個強大而新的宗教或思想意識信仰體系。這些觀點並沒有在過去曾經使用這種技術而發動的衝突實境中得到支持。

事實上，這種類型抗爭的實踐不是基於「另一個面頰也轉過來」或愛自己敵人的信仰。相反的，這個技術可以普遍實施的基礎，往往是基於不可否認之人類的固執能力、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或拒絕做他們被命令要做的事、不管他們的信仰是可以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大規模的固執可以有強大的政治性效果。

無論如何，認為除非在非常罕見的條件下、非暴力抗爭是不可能的觀點，是違背事實的。那個在過去已經發生過的，就有可能在未來再發生。

極其廣泛地實踐非暴力抗爭是有可能的，因為這種技術的運作是與政治權力的本質及階級體制的脆弱性可以相容的。這些體制與所有政府都依賴於管轄的民眾、團體與機構來提供它們所需要的權力來源。因此，在繼續研究非暴力抗爭的技術之前，有必要更深入探討主導之機構與所有政府之權力本質。這個分析將揭開非暴力抗爭如何能夠有效地對抗殘酷的鎮壓與冷酷的政權。它們是脆弱而容易受到攻擊的。

非暴力抗爭的諸多方法

非暴力行動、或非暴力武器之中存在著許多具體方法。到目前為止已經確認將近200種方法，毫無疑問地，已經多出幾十種方法存在，在未來的衝突中將會出現其它的方法。這

些方法詳列於第四章。

非暴力行動的方法包括示威遊行、懸掛被禁止的旗幟、大規模集會、守夜、傳單、糾察線、社會抵制、經濟抵制、工人罷工、拒絕合法性、公民不服從、抵制政府的立場、抵制選舉操縱、公務人員的罷工、警察的不合作、不必直接監督的不服從、兵變、靜坐抗議、絕食抗議、街頭靜坐、建立替代性的機構、佔領辦公室、及建立平行政府。

這些方法可以用來作為象徵性的抗議、終止合作、或阻斷既有的運作體系。因此，非暴力的方法可以分為三大類：「非暴力的抗議與說服」、「不合作」、與「非暴力的介入干預」。

象徵性的抗議活動，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很溫和，可以很清楚地表示有些民眾是反對現有的政權，並且可以協助破壞它的合法性。社會、經濟與政治的不合作，當有力地加以實行而且時間足夠長，就可以削弱對手的控制、財富、統治與權力，並且可以產生癱瘓的效果。非暴力干預介入的方法，是藉由心理、社會、經濟、肢體或政治的方法來擾亂既有的秩序，可以顯著地威脅到對手的控制。

個人與團體對非暴力抗爭方法之一般政治的有用性與道德上的接受度可能持有不同的觀點。然而，每個人都可以從對它們的使用性與仔細研究它們潛在的相關性與有效性有更多認識與了解而獲得好處。

＊（內容出處：吉恩夏普博士著，「啟動非暴力抗爭」一書之漢譯手稿。）

2011_0120_北監探訪陳前總統─蔡丁貴、張葉森

2011-01-20T17:30:00.000+08:00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集人蔡丁貴教授暨台灣客社社長張葉森醫今(1/20)上午連袂驅車前往龜山台北監獄辦理會見陳前總統，會面後在的北監會客室外接受媒體訪問，說明會面談話內容；主要是總統關心台灣前途及人民的福利更勝於自身的健康病痛問題，希望黃越綏老師積極籌備一邊一國連線立委候選人爭取民進黨提名，宣揚台灣前途理念，唾棄中華民國體制。

2011_0120_北監探訪陳前總統─蔡丁貴、張葉森

2011_0120_北監探訪陳前總統─蔡丁貴、張葉森(相片)

2011_0116_與史明歐吉桑坐作伙呷尾牙

2011-01-17T23:52:00.000+08:00

時間：2011年1月16日下午18:30

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前

本土社團有感台灣人的革命導師史明一生為了台灣而為今年特別答應蔡丁貴教授一起辦尾牙,也邀請其他社團合辦，16日晚間在立法院前與史明歐吉桑做作伙一起吃尾牙，今年最冷的這一天，這裡有滿滿的台灣人情，用餐之餘同時也要關心在監獄中的阿扁總統目前身體有病痛又受寒冷之苦。

2011_0116_與史明歐吉桑坐作伙呷尾牙(播放清單)

高齡 93歲的史明歐吉桑不畏寒冷的天氣，堅持要以他的標準造型（一身牛仔衣）上台演講，也感動了現場所有的人。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因為在電視台受訪不克前來，委託前新聞局長姚文智代表捐贈三萬元，對本史明歐吉桑及土社團的付出與努力表示肯定與支持。

2011_0111_「與史明老師一起吃尾牙」記者會

2011-01-12T22:29:00.000+08:00

記者會：
時間：1月11日下午2點半
地點：台灣北社(台北市青島東路五號二樓)

與史明老師一起吃尾牙活動簡介：時間：1月16日 · 18:00 - 21:00
地點：台北市濟南路一段周邊道路

召集人蔡丁貴教授-台灣堅持的力量
本土社團有感台灣人的革命導師史明一生為了台灣而為今年特別答應蔡丁貴教授一起辦尾牙,也邀請其他社團合辦還引各位報名參予。(0223927590)

2011_0111_「與史明老師一起吃尾牙」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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